在17世纪，欧洲的文化霸权，也包括政治霸权，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转移到荷兰、法兰西和英格兰。特别是在文学上，通过高乃依（Corneille）、拉辛（Racine）、莫里哀（Molière）、波舒哀（Bossuet）和其他一些人，伟大世纪时期的法国将自己的古典风格铭刻在了西方的历史上。然而，那些对现代文化施以最为巨大影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并不都是法国人。他们的争论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构想当中，这些构想证明或抨击了这个时期的传统智慧。在知识进取的所有领域，17世纪见证了这样一个非凡的繁荣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天才的世纪”。
1.进步和悲观主义
在整个西方的受教育者的头脑中，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极大地促进了两种互补观念的形成，这两种观念将构成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石：第一?是“自然”秩序观念，解释了日常缺乏思考之人所感觉到的宇宙的无序与混乱；第二个是人类的能力观念，最适合被称做理性观念，它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模糊的，但是，通过良好的（合理的）理解力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两个观念至少都可以在回溯到古希腊的某种西方传统形式中找到。它们之所以在17世纪末表现得新奇和有力，在于它们正被整合成为进步论，这种学说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俗世的幸福与完满状态，而这种状态到那时为止通常被认为只有在蒙受恩典并死后进入天堂的情形下才可能实现。
不是17世纪所有伟大的头脑都持有这种对进步和理性无?误的乐观主义信念。例如，通过对在英国革命中出版的两部政治学著作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到这个天才世纪遗产的多面性，这两部著作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和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利维坦》出版于1651年，深受英国内战所造成的社会无序的影响，沉浸在马基雅维利关于人类固有罪孽的悲观主义之中。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即人类无政府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在那里，人们彼此掠夺，人类的生命是“孤独的、可怜的、污秽的、粗野的和短暂的”。人们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在他们之达成协议而同意绝对服从利维坦——一个将和平强加于人类的全能国家。
霍布斯（1588—1679）通过让人们同意放弃他们的所有自由，从上到下完全颠倒了关于政府的契约理论；洛克（1632—1704）则再次将契约论正确地颠倒过来。洛克同领导光荣革命的辉格党领袖是关系密切的志同道合者。《政府论下篇》作为对他们行为的辩护在1690年出版，洛克在其中描绘了一幅普遍乐观的自然状态画面，在这里只是由于缺少一个公平的司法权威而产生不便。为了获得这样一个权威，人们之间订立契约接受一个尊重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维坦，如果一个国王通过强加未经授权的税收来夺取财产，那么，他的臣民推翻他们的君主就是正当的。洛克的相对乐观主义和对立宪政府的热情滋养了下个世纪的主流政治思潮，他的思想被整合进一些北美殖民地的原则之中。这些思想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达到顶峰。但是，1789年之后的事件使霍布斯式的悲观和权威主义再次浮出水面。
同时，较古老的基督教传统的代表者仍旧活跃在欧洲大陆。一个例子就是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他集天才世纪的复杂性于一身。由于在空气压力和真空领域中的研究，以及在实践方面发明了计算的机器和创设了巴黎的第一条马车（horsedrawn）公交路线，他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历史上赢得了重要的位置。然而，他也极为专注于精神世界而成为高傲的清教徒式的詹森主义者的代言人，他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热诚来捍卫这种教义。他认为把上帝仅仅当作高明的几何学家和机械师是毫无价值的，他所寻找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旧约》的先知。他拥护慈善行为，特别是那些有钱和有地位的人的慈善行为，因为上帝无限的爱使他们有义务照看贫弱者。1654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神秘体验，确定无疑地感觉到上帝和基督的存在。他将生命的最后几年用在了宗教的沉思冥想之中。在1670年出版的遗著《默想录》（Pensées或Thoughts）中，他提到了在信仰和科学之间可能的冲突，提出生命是一种偏爱信仰的赌博：如果上帝存在，信者赢得永生；如果上帝不存在，信者也不比不信者情况更差。
另一个例子是这个世纪最具争议的思想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他是阿姆斯特丹犹太商人的儿子。斯宾诺莎努力调和科学的上帝和《圣经》的上帝。他构建了一套伦理原则体系，其严格的笛卡尔式的特点和逻辑性，犹如一系列的数学命题。通过宣称上帝存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事物之中，他也设法将笛卡尔认为相互对立的物质和意志、身体和灵魂重新统一起来。他的泛神论受到荷兰犹太教徒（他的同一民族）和基督徒的反对而使他遭到驱逐，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他对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拒绝也冒犯了知识分子。赞美斯宾诺莎人的很少，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发生了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抽象化概念和过度简单化的反抗，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