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颁布《米兰敕令》的始末和主要内涵（313 A.D.）
征服意大利约五个月以后，罗马皇帝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313年3月），庄严而明确宣示他的旨意，恢复正统基督教会的和平。两位西部君王在一次面对面会谈之中，君士坦丁的聪明才智和权势地位都略胜一筹，提出双方联合的要求，他的共治者李锡尼欣然同意。这两位君王和政权所产生的力量，使震怒的马克西米安不敢轻举妄动。等到东部的暴君过世以后，《米兰敕令》就成了罗马世界的基本法。基督徒被不公正剥夺的公民权利及信仰权利，在两位英明的皇帝手里全部得到恢复。法条明文规定，凡被没收的礼拜场所和集会地点，都必须无条件无代价归还给教会，更不得拖延时日。在发布这道严格命令的同时还非常慷慨的承诺，?是愿意用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回来，皇家的国库将予以补偿。这些有利于社会的规定，目的在使宗教信仰能够维护未来的平静，运用广泛平等的宽容原则作为基础，然而这种平等会被后来的教派，解释为对他们有利和另眼相看的殊荣。
两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们把绝对的自由权利给与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员，用来追随自己希望加入或已经笃信的宗教，或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信仰。他们详细解释易于含混的词语，排除各种例外情况，命令各行省总督对这份保护宗教自由的诏书，一定要按照规定要点，真实不虚的加以执行。他们不惜谆谆教诲，向臣民阐述颁布宽容僚督教诏书的两大原因： 其一是出于万民的善良意愿，要维护全民和平幸福；其二是经由这种作为表达虔诚愿望，能够荣获天上神明的恩宠。他们从自己的身上已经应验神的恩惠和至德，相信天恩永远保佑君王和万民的繁荣昌盛。从这些模糊而粗糙的虔诚表现，可以推断出三种彼此相异但并非不发生关联的假设。首先，君士坦丁的信仰可能一直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其次，根据多神教理由不充分但非常谨慎的说法，他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上天庞大统治集团众多神明中的一员。再者，他可能抱定富有哲理的观点，这种想法也许更能引人入胜，那就是尽管有?多的神明、仪式和观点存在，崇拜一个共同造物主和宇宙之父，使所有教派和民族获得统一。
君王对问题的商议受世俗利益的影响，总是多于对抽象理论的考虑。君士坦丁逐渐增加的爱好和倾向，基于他对基督教品格的敬仰，特别让他建立信心，就是传播福音可以指导个人及公众的德性。身为专制君主，他的作为可以毫无忌惮，他的情绪也可以唯我独尊，但是有一点必然是与他利害相关，所有臣民必须遵守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然而最明智的法律运用时也不够周详和稳定，很难发挥鼓励善行的功能，有时也不能制止罪行的产生。单凭法律的力量对所谴责的行为?不能完全加以阻止，对所禁止的行为也不一定能够惩处，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扩大教育和舆论的影响作为辅助手段，曾经一度为罗马和斯巴达带来活力和纯洁的各种原则，长久以来都随着帝国的专制和衰败而消失殆尽。尽管哲学所能发挥支配人类思想的力量非常有限，异教的迷信鼓励人们行善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处于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睿智的官员会高兴见到一种宗教的成长茁壮，在人民中间传播纯良、仁爱和遍及世界的道德体系，适合各种行业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接受人们尊为上帝的教诲和意志，被永恒的善恶均有报应更加强说服的力量。希腊和罗马的历?经验都不能告诉世人，听从神启的观念，在推动并改革国家体制方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听到拉克坦提乌斯恭维而又极富哲理的言论，也许会产生信服的心理。这位雄辩的护教家不仅坚定相信并敢于大胆断定： 崇信基督教将重现罗马原创时期的纯真与美好；真诚信仰上帝对起源于共同祖先的人们，可以消除他们之间的战乱和纠纷；福音的真理会遏制人们所有的邪念、敌意和私心；一个民族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温顺、和谐和博爱的激励，统治者就不必用武力来维持正义。
在君王的极权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顺的福音?神，必然会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视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创基督徒建立政权管理制度的基本思想，并非基于人民的意愿，而是出自上天的意旨。掌握统治大权的皇帝，尽管采取叛逆和谋杀的手段篡夺宝座，后来却急着打出天授神权的旗号。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臣民却被效忠的誓言所束缚，对这样践踏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君，也甘心情愿接受他的统治。谦卑的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也无权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暂人生中，为虚名私利所引起的争端杀戮同类，更是视为莫大的罪恶。基督徒在公元开始的?三个世纪中，表现耶稣门徒逆来顺受的忠诚，那是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的教义，不涉及阴谋叛逆和公开暴动的罪恶，保持纯洁和清白的生活。即使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要与暴君在战场决一胜负，或者愤然迁移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后来那些敢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法兰西、日耳曼和不列颠的新教徒，被称为改革派并与原创基督徒混为一谈，自认受到侮辱。我们应该推崇而不是指责祖先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他们相信宗教不能消除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许我们应把原创教会的坚忍既看作一个弱点，也视为一种美德。有一派毫无战斗力的平民，没有首领、武?和防御工事，在罗马军团的统帅面前进行没有效果的反抗，应该会自取灭亡。然而这些基督徒祈求戴克里先息怒，或恳请君士坦丁开恩，大可有理由据以提出他们信守顺从和驯服的原则，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他们的作为也都符合这个要求。他们甚至会进一步表示，假若皇帝周围的臣民信奉基督教义，全都学会忍辱和顺从，帝王的宝座就会建立牢固而恒久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