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就高卢丁税平均值而言，允许每年的额度是九英镑，可拿来与国家的当前状况做比较。现在法国受到专制君王的统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热情的人民，要想达成目标还有相当困难。法兰西的税收并没有因恐惧和奉承而加以夸大，不至于超过年度总额一千八百万英镑，由二千四百万居民来分担完成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政府将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登记资料加以整理才能得到有关的人口数据，资料现存放在巴黎“统计总局”（Controle Gnral）。整个王国的年度平均出生人口，采取五年的数据（从1770年到1774年，前后两年都包含在内），是男孩479649人，女孩449269人，合计928918人。埃诺特是法国的一个省，每年出生人口是9906人，从1773年到1776年，平均人口总数是259097人，分析后可知，年度出生人口与总人口数的比率，大约是一比二十六，这样可算出法国的总人口数，一共是24151868人。如果采用较保守的比率一比二十五，那么整个王国的人口是23222950人。从法国政府孜孜不倦的研究中（个人认为值得效法），我们对这个重要的题材可以获得更正确的数据。。其中只有七百万人是有能力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妇女和小孩免于纳税的责任。每个负担贡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会超过五十先令（二十一先令为一英镑），他们的祖先高卢人正常缴纳的税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所以有这么大差异的理由，不全在于金银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卢和现代法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差别。国家的每位臣民若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庞大的税额就会由全体人民来分担，不论是征自财产或消费。古老高卢的大多数土地，跟罗马的其他行省一样，都是由奴隶耕种，要是换成农民的话，受到束缚的状况与严苛的奴役制度并没什么差别。主人享受劳力的成果，大多数人陷在贫穷状况，任何市民只要拥有相当财产，或过着温饱的生活，就会列名在贡金名单上。这部分的人虽少，负担更大比例的丁税也是合理的事。这种主张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证说明： 埃杜伊人（Aedui）是高卢最有势力和最进步的部或城邦，据有广大的区域，现在包含大约五十万居民，隶属奥顿（Autun）和讷韦尔（Nevers）两个主教辖区勃艮第的奥顿是埃杜伊人的首府，古代的统治地区包括邻近的讷韦尔。奥顿和讷韦尔现在都是主教辖区，前者有六百一十个教区，后者有一百六十个教区。就行政区域划分，勃艮第现在是法国的一个省，它的教区经统计有四百七十六个。根据十一年的出生人口登记加以分析，用一比二十五的比率，可算出总人口数，再除以教区数可以得到每个教区有六百五十六人，而奥顿和讷韦尔共有七百七十个教区。这样就可算出埃杜伊人据有这个地区，它的人口总数是505120人。，等到增加沙隆（Chalons）和马孔（Maon）以后沙隆和马孔都是主教辖区，前者有两百个教区，后者有两百六十个教区，可以得知人口总数是300750人。这个增加的地区可以找出原因来加以证明：（1） 沙隆和马孔在早期都是埃杜伊人的统治地区，这点毫无疑问；（2） 在高卢的《职官志》中，它们并未列入城市，只能算是军事营地；（3） 在第5和第6世纪之前，这两个地点未设置主教府邸。然而欧迈尼斯（Eumenius）在所写的《颂辞》中有段文章，成为有力的反证，使我不敢把埃杜伊人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的地盘，沿着可通航的索恩（Saone）河向前?伸。，人口总数到达八十万人。在君士坦丁时代，埃杜伊地区提供两万五千个人头数的丁税，由于无法忍受贡金的重担，君主将人头数再减少七千个。刚好出现相类似的情形，像是赞同明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见解，也就是有自由权利和缴纳贡金的市民没有超过五十万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状况下，每年支出计算大约是四百五十万英镑，虽然看起每人分担比正常的税额超过四倍，但是皇帝直属行省高卢的征税，只是法国现在税收的四分之一。君士坦提乌斯的横征暴敛算出来是七百万英镑，尤里安仁慈或明智的统治减到两百万英镑。
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税，自由市民?富有而数量庞大的阶层却可以逃避。财富无论来自技艺和劳动，或存在于金钱和商品，为分享这些财富，皇帝把分开计算且是个人的贡金，强加在臣民有关贸易和经商这方面。虽也有免税措施，对时间和地点都有严格限制。像是允许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产品，对于自由业经过批准给予某些特权，但是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都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受到很大影响。亚历山大里亚有地位的富商，从印度进口宝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贷的人从金钱的利息，谋得不劳而获的可耻收益；手艺精巧的制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远乡村毫无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让税?人员进入他们获利的场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不光彩的俸给也甘之如饴，能够容忍公娼这门行业。
这种施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税，在第四个年度征收而称之为“五年摊捐”。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提到，每到接近这要命的期限，市民无不涕泪齐下，惶恐万分。税务人员为达成缴纳的金额，运用令人憎恶及不自然的方法，穷人经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评定合于免缴税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带有热情和偏见的控诉中提出的证词，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属实，但是从这种贡金的性质，可以获得合理的结论，那就是非常武断的决定配额，极端严苛的征收方法。商业行为产生不为人?的财富，技艺和劳力的利润并不很稳定，只能靠着自由心证来裁定财产估值，倒是很少损害到国库的收入，不像征收土地税的状况，可以用没收财产的方式获得欠税。有关商人的征税，除了对身体施以惩罚以外，找不到让他们吐实的更好办法，就像商人的贸易，不能没有可见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样。过去用很残酷的方式对待无能力支付国家税款的债务人，因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诏书，不仅证实也获得减轻，例如不允许滥用枷架和鞭刑，准备宽大和空气流通的牢房作为监禁之用。
君主有绝对的权力征收普通税，偶尔呈献“冠金”，仍旧保留原来的名义和民众同意?形式，这是一种古老习惯。共和国的盟友把他们的安全和能够获得解救，归功于罗马武力的成就。甚至意大利的城市，为了颂扬胜利将领的功绩，装饰凯旋式华丽的排场，就自动呈献金冠作为礼物，等到典礼完毕供奉在朱庇特神庙，为未来的光荣作为永久的纪念。随着热情和谄媚的风气开始盛行，受到欢迎的捐献不仅数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凯撒的凯旋式礼品丰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两千八百二十二个，总重量是黄金两万零四百四十磅。深谋远虑的独裁官［译注］ 罗马共和政体的独裁官，是一个负责处理危机的职位，基于紧急状况或特定需要，由元老院?派，有权召集“百人连”大会，选举下任执政官，即使护民官也不得对独裁官行使否决权，任期通常为六个月。立即将这笔财富熔化，花在士兵身上比用于神明更能发挥功效。以后的皇帝取法前贤并加以改进，将华丽的饰品换为帝国通行的金币，当成更容易接受的礼物西班牙的塔拉戈尼斯（Tarragonese）行省向克劳狄皇帝呈献七顶金冠，高卢另外还送了七百磅黄金，这是我依据利普修斯（Lipsius, Justu, 1547 A.D.1606 A.D.，学者和政治理论家）修正后的合理数据。。自发的奉献最后成为欠恩应尽的责任，也不再限于凯旋式的场合，认为是君主国的城市和行省得到许可，经常是皇帝纡尊降贵的宣布即位、出任执政官、皇子出生、晋封凯撒、战胜蛮族，或者任何能使皇帝在位的编年史，踵事增华的实际或假想事件。罗马元老院的特别赏赐是黄金一千六百磅，大约六万四千英镑，抑郁的臣民用巧妙措辞加以颂扬，君王把这些无益但蓄意而为的证词，当成是忠诚和感恩的表示，心满意足加以接受元老院议员可以免于出钱为胜利者制作金冠，因为他们并非战败者，但是从另方面来说，向皇帝奉献黄金还是有这个必要。。
一个民族若过分傲慢或自怜，都不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作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觉察不到才智和品德已经日趋堕落，使他们失去祖先所具有的尊严；他们面临暴政的疯狂、纪律的废弛以及赋税的日增，不仅身受其害而且深感痛恨。历史学家不怀偏见，一方面承认民众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看到可以减轻苦难的有利条件。蛮族风暴转瞬间会使罗马帝国的伟大丧失基础，至今仍被拒止或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有相当多的居民，在培育艺术和文学的园地，仍然享受着高雅的社交生活。民政体系的形式、权力和经费能够抑制嚣张跋扈的军人集团。尽管法律受到特权的破坏和巧辩的歪曲，罗马司法制度运用明智的原则，能够保存秩序和公正，这是东方专制政体难以想象的事。宗教和哲学对人类产生保护作用。自由权利这个名词，虽然已经不会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感到惊愕，能够提醒在位的皇帝，他所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奴隶或蛮族狄奥多西大帝训勉其子，有些话很值得深思，他指出罗马的皇帝有别于帕提亚的国王，不是靠皇家血统而是凭着才德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