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与宗教(2)

1.发明、技术和医学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发明——图书印刷技术——为多项个别进展将促成最终结果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例证。书籍制造的革命开始于12世纪,当时西班牙的穆斯林率先引进了一项由中国人在2世纪发明的技术,并开始用粉碎旧织物的方法造纸,将之用水处理后,再把水从精美的纸中挤压出来。这一新产品的成本只有羊皮纸和牛皮文纸的一小部分。羊皮需要分离才能制成羊皮纸,因此非常昂贵并且耗费人力,而新式造纸过程则迅速而廉价。

当雕刻工人采用另外一项中国技术在木块或铜盘上制作镜像图画,并用它来生产诸多相同的木版画和雕版画的时候,印刷技术下一阶段到来了。接下来是在盘子或木块上添加一些句子来解释图画。最后,活字被设计出来,每个微小的雕刻活字代表一个字母,可以和其他活字一起构成单词、句子、一整页文字,然后再次组合并重新使用。这项重要的发明在15世纪40年代发展得尽善尽美。昔日因其发明而名声远播的约翰内斯·古腾堡(约1397—1468年),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尽管第一部印刷版《圣经》仍然归在其名下,但其他人也可能发明了印刷技术。

这项新发明广泛流传,因为印刷图书不仅比手稿图书便宜得多,而且也较少有抄写员的错误。到1500年为止,印刷图书已达数百万册,而仅意大利就有73家出版社使用活字印刷。其中最著名的威尼斯阿尔杜斯出版社\[依据其创始人阿尔杜斯·曼努提乌(1450—1515)而命名\],就出售廉价的古典学著作。

一旦书籍成为易得之物,世界便因此而改变。对多数技术而言,印刷术漫长的进化将有赖于基本元素的稳定发展,即这一个案中的纸张。直至18世纪发现了从植物纤维中造纸的方法以前,相对廉价的纸尚未出现。1874年,碎布纸(这种纸是用亚麻和棉布的碎屑制造的)仍在继续生产,对新纸的急需始于西方对新纸书籍的制造。即便如此,在1870年以前,使用木材原浆造纸的技术在瑞典仍不完善。

尽管其他单项发明无法在成效快捷明确方面与印刷术相提并论,然而许多革新最终还是取得了相同的影响力。例如,同样从中国传入中世纪欧洲的火药,就在百年战争后期战役中加以运用。在航海方面,重要的航海器材也普遍使用,尤其是罗盘和航海图。工程师们还解决了在提炼和熔化银、铁及其他矿石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附有清晰的解剖学插图的印刷书籍的广泛出版,也促进了医学知识的发展。而后,由于部分解禁了13世纪颁布的禁止解剖人类尸体的法令,它又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由于古怪的瑞士内科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即塞奥法斯都·波姆巴斯都·冯·霍亨海姆,1493—1541)的药物化学实验,药物学也有所进展。他驳斥了伽林的疾病论,提出化学药物应该用来治疗特定的疾病。法国外科医生安布罗斯·帕内(约1510—1590年)通过发明新技术而为现代外科学奠定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使用线来缝合血管,而不再用热烙铁烧灼它们。当然,许多所谓的内科医生还在叫嚣,而且许多医学教师也只是在重复伽林早在一千年前进行的论证。

帕多亚大学的学者和内科医生们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们坚持科学探究的传统,这预示了实验方法在17世纪的胜利。1537年,一位年轻的比利时人安德里亚·维萨琉(1514—1564)驳斥了伽林关于心脏组织壁上看不见的微孔的观点,因为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些微孔。1543年,维萨琉出版了《关于人体的结构》,该书关注了具有解剖学意义的准确和细节,并且带有精心制作的木刻插图。

然而,医学知识的增长不太可能给生命周期带来直接的影响。直到18世纪早期,典型的医院手术室——如果有的话——还非常像一间屠夫商店。的确,患者们经常被蒙上眼睛进行手术,以便他们不会因为看到手术工具而感到害怕,这只是些修改过的屠夫用具而已。像在屠夫店一样,地板上铺着锯末来吸收血水,而且多数手术都包括用锯实施的切断手术。患者被灌服鸦片或烈酒。为了预防手术休克,手术进行得非常迅速,而且可能一半患者会死——或者死于手术本身,或者死于术后感染。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死病与习惯上的文艺复兴的初始日期恰好一致。隔离观念于1346年被引入,而关于隔离疾病携带嫌疑者的规则直到1485年才在威尼斯完全被接受。虽然如此,瘟疫一直继续到1720年马赛爆发的最后一次大瘟疫。那种可以掉下老鼠和跳蚤的流行的茅草屋顶,使得感染率极高。从6世纪开始即在欧洲司空见惯的麻风病消失了,这部分是由于气候的变化,部分是由于疾病生存竞争模式的变化。由于肺结核在文艺复兴时期越来越普遍,汉萨病(麻风病的特定名称)的感染链可能已被截断,一如某种前抗体,可以阻止缓慢移动的杆菌与其他杆菌接?。雅司病戏剧性地消失了,而梅毒却在15世纪同样引人注目地爆发了。

社会和经济条件比医学知识更能影响疾病模式。越来越多地使用毛织品,家庭卫生条件的变化,以及发现美洲后在新旧世界之间传染病的自由交换,都改变了疾病和免疫的平衡。例如,旧世界将麻疹传给了新世界,同时从那里带回了异国食物——包括玉米、西红柿、马铃薯——而最终是蚜虫,后者在19世纪 80年代几乎摧毁了欧洲的葡萄园。与此同时,城市的兴起、临近社区的成长,以及1500—1700年间全欧洲范围内更便利的交往,降低了毁灭性流行病的概率,因为疾病的频繁循环也刺激了人类的适应性。尽管关于疾病的科学知识有所增长,然而普通百姓还是继续依靠魔法、巫术、炼金术以及占星术来对抗不可预知的事物,以期寻得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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