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贵族和农奴从1462年伊凡三世即位到1689年彼得大帝即位，专制体制战胜了旧贵族的对抗。旧贵族的世袭地产，变成了军役地产。至该?期结束为止，这两种贵族和两种地产渐进地趋同：世袭贵族经常提供军役；军役贵族也经常获得世袭地产。
这个重要的社会过程与农奴制的增长相伴而生。俄国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动荡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大地主请求保护。农民将接受一份以产品和在地主的自营地上服劳役的形式支付租金的合同，以此来作为必须在数年限期内偿还的有息贷款或附加额外义务的贷款的回报。至17世纪早期为止，农民在偿付所有债务前是不能离开土地的，但是由于债务经常大得难以偿还，因此农民实际上根本不能离开。
当沙皇将地产授予新军功贵族时，这个过程便加速运行。?非有农人劳作，否则地产并没有多好。在16世纪和17世纪严重的农业和政治危机中，是政府帮助军役贵族将农民留在原有土地上。因为农民要缴纳大部分税收，如果将农民留在原有土地上，那么政府收税也更容易。佃农离开地主越来越难，至1649年，逃逸途径已经完全被封闭，农奴被禁锢于土地。农奴的身份变成世袭身份，农奴的孩子也像其父母一样在该地产的人口普查簿上被登记为农奴。
5.伊凡雷帝的统治（1533—1584）16世纪和17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标志性的混乱，多数始于“恐怖的伊凡”的长期统治。伊凡幼年登基，带有一种病态的神经错乱。1547年?他剥夺了贵族们的监护权，并着手进行彻底的政府和机构改革。他限制了那些压迫地方百姓的各省行政官员的贪婪。他还召开了缙绅会议（zemski sobor），即由贵族、教士、城市代表组成的咨询团，来协助管理帝国事务，尤其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
1553年，贵族们在伊凡患病时拒绝向其子宣誓效忠。此举明显唤起了他的怒气。在恢复健康的基础上，他创立一种只从属于其个人新体制——特辖区，或称“分立王国”，而在俄罗斯其他地区继续沿用以前的管理体制。伊凡任命管理特辖区的人（称“特辖军团”），身着冷酷的黑衣，骑黑色的坐骑，鞍前挂?狗头（象征警觉）和扫帚（象征清洗）。他们是长久以来标志俄罗斯社会特色的秘密警察的前身。他们针对贵族发动了一场残暴无情的战争，没收其财产，放逐和杀戮其肉体。及至伊凡去世，许多特辖军也在他的命令下被谋杀了，俄国行政管理近乎混乱。然而，伊凡将俄罗斯的权威扩展到远东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那里，首次向俄罗斯贸易开放了全部的伏尔加河水路。
6.动乱的年代（1598—1613）尽管帝国的疆域扩展，并实行专制统治，但无知、目不识丁和无能弱化了俄国社会。尽管旧贵族已经衰落，但新贵族也不能有力地控制国家机器。伊凡之子、?承人费奥多尔是个白痴，在他死后，从基辅大公延续下来的莫斯科王统中断。相互对抗的贵族派系密谋求得权力。费奥多尔的姐夫鲍里斯·格都诺夫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
格都诺夫无法克服伊凡留下的混乱、贵族的阴谋诡计以及1601年出现的饥荒和瘟疫。盗匪在乡村游荡。当波兰国王支持的一位觊觎王位者于1603年假冒伊凡之子时，竟然赢得了许多不满于现状者的支持。俄国完全陷入了所谓“动乱的年代”（1598—1613）。
格都诺夫死后，那位假王子以沙皇的身份统治了极短一段时间。但他在一年内就被谋杀了，由一名旧贵族的代表继任。于是，新王位觊?者不断涌现了出来，农民暴乱、盗匪集结时有发生，内战在继续，同时波兰军队也占领了莫斯科。波兰国王很快就计划亲自统治俄国。然而，正是对异族和天主教统治的恐惧激发了俄国人的民族感情。作为对全俄牧首召唤的回应，俄国集结起一支民兵队伍，他们大多是来自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富裕的自由农民。其组织者是库兹马·米宁（Kuzma Minin），统帅是贵族迪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mitri Pozharski）。在他们的领导下，这支民兵赢得了其他反叛者的支持，在1612—1613年，把波兰人逐出了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