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马的自由权利
保持古老市民血统的纯净,绝不与外人混杂,这种极端狭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达停滞不前,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天降大任于罗马,为着并吞四海的野心,宁愿舍弃眼前的虚荣,尽量从奴隶、外人、敌寇和蛮族的身上吸取长处和优点博学的施潘海姆(Spanheim, Ezechiel, 1628 ,德国古典文学学者)著有《罗马世界》一书,他认为塔西佗的《编年史》第十一卷第二十四节,把拉丁人、意大利各族和各行省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历史,交代得非常清楚。。这样做不仅视为当然之理,也丝毫无损源远流长之光荣。雅典共和时期最昌隆兴旺的年代,市民的数量由三万人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五卷记载,是一个概估的数目。逐渐减少到二万一千人。若看罗马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塞维乌·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第一次人口普查,市民总数没有超过八万三千人,但是战争和殖民的需要量增加,到了同盟者战争(90 )前夕,数量遽增到四十六万三千人,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来罗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荣誉和权力,元老院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愿忍辱退让,桑尼特人(Samnite)和卢卡利亚人(Lucanian)则为轻举妄动付出惨痛代价[译注] 意大利半岛各盟国自认对罗马出力甚多,要求完全的公民权,其领袖德鲁苏(Drusus)被刺,各城邦起而叛变,成立新的共和国,首都设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引起公元前9088年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虽然桑尼特人和卢卡利亚人的城市被毁,人民死伤惨重,最后各城邦终于获得公民权。。意大利半岛其他的城邦国家,在陆续负起应尽的责任后,也获准加入共和国成为核心分子,如此很快便造成公众自由的毁坏。民主政体的公民行使国家主权,要是把主权交给人数众多而无法掌控的群众,一开始会是暴民政治的滥权辱国,最后下场则是民主和法制被剥夺一空。等到皇帝的专政力量制压住人民大会的势力,罗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荣誉公民而已,与被征服民族没多大差别。所以即使公民人数迅速增加,也不会造成共和时期暴民政治的危险。何况明智的君主遵奉奥古斯都的原则,小心翼翼维护罗马令名于不坠,经过审慎考虑,很慷慨的把公民权颁给众多的臣民梅西纳斯(Maecenas, Gaius, 70 ,罗马政治家,是奥古斯都的首席顾问)建议奥古斯都,透过一份敕令宣告,罗马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是公民。吾人怀疑这是史学家迪翁(Dion)草拟的议案,所以比较符合他那个时代的惯例,与奥古斯都时代的惯例格格不入。。
罗马人的特权即使普及到帝国每个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行省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被尊为政治的中枢和国家的基础,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至少他们都居留此处元老院议员的田产必须有三分之一在意大利,马可即位后,放宽为四分之一。从图拉真当政起,意大利已降到和行省接近同等的地位。。意大利人的财产免于缴纳税捐,个人不受官吏专制的管辖,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办理,在皇帝的直接监督下,赋予执行法律的权力。从阿尔卑斯山山脚到南端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所有意大利土著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共和国宽厚为怀政策提升光荣的地位,归附的子民以功勋和服务回报。若说罗马人只能局限于城墙内的古老家族,罗马的不朽声誉将减少一些最高贵的尊荣。维吉尔(Virgil)是曼图亚(Mantua)的土著,贺拉斯不知道自己应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利亚人。一位在帕多瓦(Padua)的历史学家有资格把赢得罗马胜利的世家大族记之于史册。加图(Cato)家族世代多出爱国之士,兴起在图斯库卢姆(Tusculum)。阿尔平兰(Arpinum)虽是小镇,以马略(Marius)和西塞罗出生该地而倍感荣耀,前者是续罗慕路斯(Romulus)和卡米卢斯(Camillus)以后,罗马的第三位创基者公元前106年,北方蛮族条顿人大举入侵意大利,罗马告急,执政官出兵惨败,后将全权托付马略,于艾克斯(Aix)之战大败条顿人,国家安全始得保障。;而后者处理喀提林(Catiline)谋叛案免于国家的分裂,使罗马有资格与雅典竞争雄辩的桂冠[译注] 古希腊的雄辩家辈出,其中以德谟斯提尼(Demostnenes)为其翘楚,他也是民主派政治家,为了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发表《斥腓力》演说多篇,后被迫服毒自杀。罗马时代只有西塞罗享有雄辩家的大名,可与之抗衡,而且双方的遭遇也很类似。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列传》中将两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