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话题，就是“仁义”这两个字。
现在好多品史专家都喜欢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评价古人，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大多数大师还喜欢根据现有的史料发挥，用现代人的观念来推测古人一切行为，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什么？利字当先，也就是俗话说的“无利谁起早五更”？古人能有这种商业头脑吗？古人有些行为用我们新人类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解释不过去的。
那时候的人们对善与恶的分辨就是靠一把“仁”字牌显微镜，对生命的价值的估量就是靠一架“义”字牌天平，当然也有人不遵守这个，却难免要遭到时人的唾弃与后人的鞭挞。
例如：臧洪因袁绍拒绝出兵援救张超，从此断绝了与袁绍的来往，袁绍用大军围了臧洪的阳武城，攻打年余，城中粮尽，臧洪便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妾供将士们垫饥—这也算爱心？—却无法供几千部队吃上一顿，无奈跪求将士们出城自行逃命，但所有将士及城内官吏、士民男女七八千人皆无一人愿活，最后全部相枕而卧，生生饿死。
城破之后，袁绍在审斩臧洪时竟有洪邑人陈容主动求死，原话是：“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结果二人同时被杀。如果是现代，理所当然要被冠以天字一号的傻瓜，最起码也会被责为“迂腐”。问题是有七千人全部傻瓜、同时“迂腐”的道理吗？
所以，在“孔明择主、陈宫叛曹”等问题上，用“打工仔选老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去推断古人是不妥的，这是对祖宗的侮辱，是标准的以今天小人之心度古人君子之腹！假如他们真的英灵有知的话，也会被气得魂魄消散。
当然，就像任何地区的人都有良莠不齐一样，任何时代的人们也是善恶共存的，即使同一个人也不例外，极难用好与坏来断言他终其一生的多种行为。比如袁术就是一个从不知仁义为何物的家伙。
但就是这种人也有表现出“仁义”的时候，例如：袁术从蕲阳鼠窜后，势孤兵弱，大将尽折，众亲离叛，再加上天旱岁荒，江淮间人民相食殆尽。这时，袁术交给沛国国相舒仲应十万斛米军粮，舒仲应接到粮食后全部散给了饥民。袁术大怒之下要斩舒仲应，舒仲应说：“知道你必然杀我，我宁可以一人之性命，救百姓于涂炭。”感动得袁术立即下马握住舒仲应的手：“仲应，足下想自己独享天下重名，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来呢？”—不杀了。
而恃勇击败了袁绍的吕布却是旧习难改，这里说的是他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旧习。打败了袁术，解除了来自南方的军事威胁，他立时趾高气扬起来，转脸就对被他自己安排在小沛的刘备动手了，因为他听说刘备在小沛挺得民心，部队又恢复到万余人了，袁术的威胁不存在了，也该轮到烹你这条“看门犬”了。
吕布亲率大军杀向小沛，刘备当然要与吕布拼杀一场，无奈还不是吕布的对手，一场接触战便被吕布把刚整训的新兵给打散了，只得带残部退到海西。
恰遇到杨奉、韩暹在海西率部抢掠老百姓，刘备这回来了个另类“仁义”，宴请击败了袁术大军、劳苦功高的二位将军，杨奉、韩暹也是贪吃昏了头，忘记了自己全国通缉犯的身份，在慰问宴会上被刘备砍了脑袋，此举刘备做的是为了百姓的大仁义。
不光如此，这还是为朝廷立了一功，为现掌朝政的曹操除了一害，朝廷—也就是曹操不是正通缉二人犯吗？现在可以去曹操那里暂栖残部了，虽不能说尽释前嫌，但总不能说是势不两立吧？
此举实在是因为刘备的确无处可去了，依附曹操最起码能对天下人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我保的是大汉皇朝，依附的是天子献帝，“大丈夫能屈能伸”此时便是“屈”的时候。
曹操胸怀的确如同海纳百川，像是忘了曾经与刘备在郯城拼过血仗，马上以朝廷的名义封刘备为豫州牧。积极为刘备的部队补充军粮，而且允许他带自己的部队重回小沛，收拾刘备被打散的部卒。当然也是为了让刘备暂时拖住吕布，以便自己对张绣再次用兵。
建安二年（197年）十一月，曹操再次率兵南征张绣。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人及时地补充了典韦的重要位置，而且勇猛不亚于典韦，忠诚不亚于典韦，战场谋略、带兵治军却是典韦远不能比拟的。这个人就是曹操在这次巡视淮汝一带时，得到的猛将许褚。
许褚字仲康，曹操的同乡人。据史载身长八尺余，腰大十围，（一围是多长？大概是一拃吧？那也够粗的！需要订作多少腰围的裤子呀！）相貌雄毅，勇力过人。曾拉着一条牛尾倒退过百余步，名震淮汝！
曹操一见许褚，就对其雄毅气慨大为赞赏，说：“真是我的樊哙啊！”看来曹操任何时候都忘不了把自己比作汉高祖，樊哙是汉高祖刘邦手下之猛将，项羽鸿门宴上想要杀掉刘邦，樊哙当面予以斥责，保护刘邦得以安然脱险，因此名标史册。
曹操又表现了他非同常人的一面，用人不疑，不论新老。当即任命他为都尉，接替典韦做了自己的亲随侍卫。许褚带来了几百人，估计都会些中国功夫，曹操全部任为自己的警卫，并且给他们起了个“超猛”的名字：虎士！
历来好事难成双，就在曹操大军出动南征的时刻，紧急军报到了：那张绣提前联系好了强援（估计又是贾诩的点子），刘表派大将邓济占据了湖阳，如对穰城的张绣用兵，湖阳的邓济必然威胁侧后，看来“临门一脚”又要被迫转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