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杰弗里在10月初写给我的另一封便函证实情况正在恶化：这个月的数字比上个月更加糟糕。对1981～82年度公共部门借款需求的最新预测已接近110亿英镑，远远高于我们的计划。财政部已经开始寻找可能削减开支的途径，也正在考虑增加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收益税，提高雇员缴纳国民保险的比例，不完全根据通货膨胀情况来减免个人所得税。所有这些不受人欢迎的税收政策都增加了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的必要性：我们需要减少所有项目的现金限额，还要削减地方当局的现金开支，不得不再次考虑减少国防开支甚至在政治上更加敏感的社会保障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占到全部公共开支的四分之一，而其中退休金的支出是迄今最大的一项。但是，我曾在议会中公开承诺要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提高退休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水域。
很显然，在主持关于公共支出的讨论会时掌握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我和杰弗里决定不像以往那样把整个问题都拿到内阁会议上去讨论，于是我先召集一些主要的大臣开了一个会；会上，财政大臣描述了当前的形势，并给出了主要的数字。
我们的计划获得了成功。在10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并没有太多的抱怨，我们的战略得到了认可。会议还确认了我们在1981～82年度控制公共开支的目标，以及在3月份的白皮书中确定的之后几年的大概水平。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削减财政部提出的数额--而且，在做出这些削减之后，如果我们想把公共部门借款需求降低到与更低的利率相适应的水平，还将被迫提高税收。
但是，当我们需要做出决定以使已经被大家认可的战略付诸实施的时候，我们在内阁里还是遭遇了更加强烈的反对。那些"窝囊废"们现在又发现了一个反对我们的新办法。他们声称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总体的经济战略是否有充足的依据。他们说，如果没有充足的依据，就不能用它们来衡量通过各种措施而产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包括税收的改变和公共开支的削减。他们的策略很明显。事实上，从那些讨要开支的大臣们的行为来看，就好像他们自己是财政大臣一样。这将是一个针对开支完全失控、经济陷入混乱的情况的药方。
在11月4日星期四召开的会议上，我们讨论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医疗卫生服务、国防预算和吉姆·普赖尔提出的特殊就业措施。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我们认为应当提高国民保险中的国民医疗服务缴费，而不是减少医疗服务本身的开支--这样就能继续维持我们的承诺。在国防预算方面，内阁同意削减的数额应当介于财政部和国防部二者提出的要求之间。最后，我们还就促进就业的一些特殊措施达成了一致：我稍后将在演讲中宣布，我们将通过青年就业机会计划提供44万个工作岗位，这一数字将比当年高出18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