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些方面来讲，唐宁街10号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家。里面有近代历届首相的肖像、半身雕像和塑像，它们都在向你提醒这个国家近250年的历史。
作为首相，你有机会对唐宁街10号的风格施加影响。在公寓外面，我把我的瓷器收藏陈列出来--这可是我多年的收藏。我还把我在议会办公室里悬挂的一幅丘吉尔的画像带了来，画上的丘吉尔强劲有力，居高临下地望着聚集在内阁办公室里的人们。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堆满破烂货的帕码街俱乐部[1]--摆着笨重、破旧、包着皮革的家具。我把首相府里其他房间的书柜和桌椅搬到了这里，一下子让这里感觉焕然一新了。能走进内阁办公室可能要经历一些艰难困苦，但是却没有理由让人们在门口等待进入时心里感觉不舒服。
虽然我在唐宁街10号里住了大约十年之后才对它进行了一次最为重要的重新装修，但从一开始，我就努力让那些房间看起来更适合居住。办公室里装饰很少，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座"带家具出租"的房子；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也确实认为是这样。唐宁街10号里可没有银制的餐具；无论什么时候举办官方的宴会，来客都要自带餐具。布朗洛勋爵当时就住在格兰瑟姆外围，他把自己收藏的银制餐具借我给使用：它们闪闪发光，让唐宁街10号的餐厅里蓬荜生辉。其中有一件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小盒子里装着格兰瑟姆镇的自由徽章，而布朗洛勋爵和我父亲曾先后担任过小镇的镇长。圣詹姆斯花园的园丁们也送来了鲜花。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朋友和支持者们不断地送鲜花来，一直到我在唐宁街的最后那些日子；走廊上摆的花就像是一个花卉展，简直可以和切尔西的花卉展相媲美了。我还自己出钱把书房重新贴了壁纸。原来灰绿色的锦团壁纸太没有吸引力了，我让人把它们揭掉，换成了带乳白色条纹的壁纸，这样的背景更适合挂一些好的照片。
我感觉，除了过去的艺术家的作品外，首相府里还应该摆放一些英国当代艺术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担任教育大臣期间，我认识了亨利·摩尔，并且很欣赏他的作品。摩尔基金会把一件较小的雕像作品借给了首相府，正好适合摆放在主门厅的一个壁橱里。在雕像的后面挂着摩尔的一幅画作，而且每隔三个月就更换一次。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描绘在德国的闪电战期间，人们睡在伦敦的地铁里的那幅画。
我意识到，我是第一个成为首相的科研人员；事实上，这就像我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女首相一样。所以，我还把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的画像和半身雕像摆放在了小餐厅里--在不太正式的场合，我经常在那里与来访者和同事们共进午餐。
我坚持认为，当外宾来首相府访问时，他们应当看到有关英国的文化遗产的内容。来到唐宁街10号时，我看到餐厅里所有的画都是复制品，就把他们全都更换了。例如，我借到了一幅乔治二世的画像--正是他把唐宁街10号给了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浦尔做首相府[2]。在出国访问期间，我很快发现我们的许多驻外使馆里有一些很能增强人们对英国的印象的顶级艺术作品。我希望到唐宁街10号来访问的外宾也能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我知道我们的博物馆里藏有大量未曾展出的优秀的英国画作。于是，我从苏格兰借到了一些特纳斯的作品和一幅雷伯恩的作品，还从道利奇美术馆借了一些画作，并把它们挂在了白色大厅以及主要的接待室里。我还挂了一些民族英雄的画像：从他们身上，你可以感受到英国历史的连续性。我还记得有一次，（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盯着餐厅里的两幅画看了半天--一幅是青年时期的纳尔逊，另一幅是惠灵顿的画像--还就这两幅画的讽刺意味发表了评论。我回应说，我访问巴黎时也不得不看到拿破仑的画像，再没有比这更具讽刺意味的了。回想起来，我明白这两者并不是很对等--拿破仑战败了[3]。
但在第一个晚上，我却无法做更多的事，只是到首相府的各个房间里简单地看了看。然后，我走进了内阁办公室；在那里，我看到了更为熟悉的面孔--在人群当中还有我的女儿卡罗尔。我的政治秘书理查德·赖德也在那里，他保证我与全国的保守党保持联系；大卫·沃尔夫森（现在是沃尔夫森勋爵）担任我的参谋长，运用他的魅力和经历来使唐宁街10号顺利运转；卡罗琳·史蒂芬斯（后来将成为卡罗琳·赖德）是我的日记秘书；艾莉森·沃德（后来的艾莉森·威克海姆）是我的选区秘书；辛西娅·克劳福德是我的个人助理，并且从那以后就与我待在一起。我们没有浪费太多时间闲聊：他们都着急知道由谁来负责哪个部门。我的脑海里也在思考着同样的任务：选择内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