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街10号不只是办公室，它还是首相的家。卡拉汉离开后，我将搬进首相府顶层的小公寓，对此我从未有过任何的怀疑。这既是出自各方面务实的考虑，也符合我喜欢长时间工作的特点。正如我们过去常提到的那样，回到我在格兰瑟姆度过的童年岁月，我很喜欢住在我们家的杂货店的楼上。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一直住在福拉德街，所以直到6月的第一周，我才恋恋不舍地搬离了那里。但从那时起一直到1990年11月，唐宁街和位于伦敦郊外的首相乡间别墅成了我的工作和私人生活的两个中心。
虽然我偶尔也在唐宁街10号上面的小公寓里处理许多公务，但它还是很快就成了我暂时躲避繁杂世界的避难所。它就位于首相府的顶层，实际上就在房檐的下面。但这样也给我带了一个好处：爬楼梯成了我唯一的体育锻炼。上面有大量的柜橱和一个存放箱子的储藏室，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暂时堆放在那里；有客人来访时，我还可以把一摞摞的书和文件暂放在那里。
我和丹尼斯决定不请人来这里照料我们的生活起居。不请管家或保姆也有好处，我们的生活可以不那么规律。当我没有其他事务的时候，我会上去做一顿简便的午饭：色拉或者吐司荷包蛋。但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晚上10点或者11点的时候走进厨房准备点吃的--我们知道鸡蛋和奶油的各种吃法，冰箱里也总会有吃的，而丹尼斯也会给我冲一杯睡前饮料喝。
冰箱的冷冻室里总是塞满了食物，而当微波炉出现之后，如果需要临时吃顿饭，我们就常常用它来给食物解冻化冰--我们经常工作到深夜，准备一个演讲或一份声明，或者就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事、利比亚人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做出决策。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公寓里的一个小餐厅，它旁边紧挨着一个更小的厨房；政治处的秘书们虽然并没有义务，但也总是过来帮忙。
不管是不是首相，我都没有忘记我是芬奇利选区的议员；每月固定的选区民意交流和来信处理都在唐宁街10号里进行，由我的秘书乔伊·罗比利亚德负责（他是艾雷·尼夫生前的秘书），从而让我能够直接了解人民的忧虑。幸运的是，我一直都拥有一流的选民代表和非常支持我的选区主席--所有的议员都明白这些是多么地重要。作为选区工作的延伸，我还有自己特殊的兴趣，如担任北伦敦救济院的资助人。
如果没有丹尼斯在我身边，我是不可能担任首相长达11年多的。他总是有着坚强的性格，对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也有着明确的判断力。他为我提供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深入的评判。他很明智，总是拒绝接受采访，把这些见解和评判都留给了我而不是外部世界。他从来没有什么秘书或者是公共关系顾问，但每周都要亲笔回复30至50封信。随着那封"亲爱的比尔"的信被刊登在《私家侦探》上，似乎多达一半的英国人都在盼望收到他的回信。
丹尼斯和我一起分享着我对政治的热爱--当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能够见面的原因--但是，他还有自己的户外爱好，特别是运动。他很热衷于橄榄球，事实上还是一个裁判。他还热心慈善事业，是"体育赞助基金会"和"勋爵酒店主"的一个活跃会员。丹尼斯就他最喜欢的主题（非政治性的）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及体育和道德的一个演讲，从中也能够看出他的性格特点和信念。演讲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大多数人天生都有想赢的愿望，但获胜的意志却需要培养，获胜的方法也是关乎荣誉的问题。
丹尼斯对所有军事方面的事情都很感兴趣，二战之后也选择留在军中；但他父亲的意外死亡让他别无选择，只好退伍回去经营家族的生意--一个涂料和化工产品公司。我很高兴他这么做，因为他在工业方面的经验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他不仅熟悉科学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点），还是一位高明的成本和管理会计。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专业的眼睛--他总能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和感觉到存在的问题。他对石油工业方面的知识了解颇深，这让我在1979年全球石油价格第二次暴涨时能够立即获得石油方面的专业知识。实际上，有了他以及我们许多的朋友，我从来没有与工业和商业脱节过。
担任首相是一个孤独的工作。从某方面来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你不可能身在群众中进行领导。但是有了丹尼斯，我却从未感到过孤单。他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和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