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从芬奇利选区被选为议会下院议员，后来相继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和特德·希思的政府中任职。我喜欢早期的内阁生涯：既能学到政府方面的知识，又能学到有关养老金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我没法不注意到我的同事们在行为上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似乎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我并不是说他们在有意欺骗任何人，他们实际上也都很值得尊敬。他们口中也时常会说出有关自由企业制度、反对社会主义以及国家利益等内容，但是在处理政府事务时，他们依据的却是非常不同的前提，如国家在国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民族国家在国外扮演的角色等。他们在言辞中也常流露出渴望的大众理想，比如自由；而他们的行动却又受限于他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大众理想，比如平等。
一开始，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新任大臣，我只能适应这一切。在经历了1964年和1966年的选举失败后，我们沦为反对党，我也加入了特德·希思的行列，重新思考我们党的政策，这也预示着后来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许多政策的形成。在1970年的选举中，"塞尔兹登人"凭着一个激进的保守党竞选宣言取得了胜利[7]。但事实证明，保守党在哲学方面的转化只是表面和肤浅的。上台之后，希思政府努力使竞选宣言付诸实施；但经过两年的挣扎之后，它最终同样极端地改变了自己路线，转而奉行社团主义、国家干预和通货再膨胀的政策。我虽然心存疑虑，但作为一个第一次任职的内阁大臣，我还是把精力主要放在处理我负责的部门（教育部）内部的争论上，而让那些资历更老的同事们去承担这些责任。然而，在直觉上，我一直对此事感到忧虑。也许正是因为我思虑较多，所以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种对现实妥协的政策是最不成功的。除了限制人们的自由外，收入政策还注定是工资暴涨的前奏，而这也只是多个后果之一。那些"务实者"根据"实用立场"制定并四处宣扬的几乎所有的政策，最终都变得极不切合实际。但是，这一现实却好像从未让他们的热情有所消减。事实上，当希思政府在1974年的第一次大选中因为收入政策而失败后，特德·希思的对策是为第二次大选提出了一个更具野心的政府干预计划。
当我在思考其中的缘由时，基思·约瑟夫的话在我的脑海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他说："我只是在最近才成为了一个保守党主义者。"他的意思是，在他之前的20年的政治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他还属于党的高层，他一直是一个温和的费边主义者[8]。我认识到了基思的话中包含的真理，也意识到我自己的情况略有不同：我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但却没有能够把这些本能加以发展以形成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或是把它运用到政府的一整套现实政策中。在现实来袭之前，这些所谓的务实者的幻想越早破灭，就越需要发展建立这样的架构。基思和我成立的保守党政策研究中心正是要做这项工作。
和基思在一起，我才前所未有地清楚地认识到，表面看来是技术层面的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实则关系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在一个自由社会制度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政府的职责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框架--无论是宪法上的稳定、法律原则，或是由健全货币支撑的经济稳定--在这一框架内，个体的家庭和企业都能够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们不应再告诉人们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抱负，以及如何具体实现它们，这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通过思考得出的结论与我自己的本能和经历是完全一致的。但我也意识到，在影子内阁和下院里我的那些同事们中间，很少有人有此看法。我知道，我必须小心谨慎地说服他们我们需要做什么、理由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