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基思的模式可能是太好了。在经历了一个改革性的开始之后，特德·希思政府（我和基思都在其中供职）提出并且几乎实现了一个当选的英国政府能够预期的、社会主义的、最为激进的模式。它对价格和股息进行国家控制；而为了换取工会对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认同，它作为代表全国工会联合会、英国工业联合会和政府三方的一个共同机构却忽视了经济政策中的疏漏。我们因此而避免了工会联合会中的保守派和猜疑派对我们的憎恶--他们可能不会相信他们的"阶级敌人"会准备不战而降。
没有哪一种政府理论能像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这个民主国家里这样，获得更公平、时间更长的实践了。然而，从任何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惨痛的失败。它非但没能扭转英国与主要的工业竞争国的相对衰落的趋势，相反，它还加快了这一趋势。我们与这些竞争伙伴的差距更大了：到1979年时，我们已经被广泛地戏称为"欧洲的病人"。西方世界总体兴起的富足也掩盖了我们经济地位的相对恶化。战后，西方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了长期的经济扩张；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我们也不可能不从其中受益。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从中受益匪浅的话，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丹麦--则从中受益更多。而且，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逐渐过去，我们开始走向衰败--无论是从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意义上来讲都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货币需求的增加先是使生产实现了真实的增长并使失业率下降，然后又导致了价格的轻微上涨，现在又在生产和失业关系图上表现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直接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国家的补贴和对投资的指挥更增加了低效率的产业，投资回报率也进一步降低。在世纪之交制定的、原本旨在赋予工会以保护性的豁免权的法律，现在却被加以滥用，来保护工会的排他性限制措施和冗员；而且还支持罢工，强迫工人加入联合工会并违背他们的意愿参加工人运动。社会福利的分配也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它们对人们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不仅鼓励了非法行为，还造成了家庭的解体，并以鼓励懒惰和欺骗取代了鼓励人们投身工作和自立。最后的幻想--即国家干预可能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或者用保守党的话来说，"一体的国家"--也在那个"不满的冬天"里崩溃了：死者没有人埋葬，危重病人被工会的纠察队员赶出了医院，全社会充斥着一种复杂无序的妒忌和莫名的敌意。要想用社会主义这副药来治疗英国的疾病，那就像试图用吸血虫来治疗白血病一样。
然而，不管是出于国际还是国内的原因，另外一条途径却是需要的。英国已被削弱的经济地位意味着作为一个国际角色，它必然同样会感受到阵痛和损伤。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减弱，其中最痛苦的经历是1956年出兵苏伊士运河遭遇的失败。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的失败，更是政治和经济衰弱造成的结果：由于美国政府鼓励抛售英镑，英国不得不从运河地区撤出了获胜之师。然而，不管这次失败的细节如何，它都深入到英国人的灵魂，并扭曲了我们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