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时有利昂坐在我身边，感觉上就像是普通的工作日一样。我刚刚接受了一份新工作，在学校里当社区关系专家，做很多家访。我带着利昂去过几次。我告诉他我需要他的陪伴，这样他就会认为他是在帮我的忙。但事实是，我讨厌他每天在朴次茅斯广场和那些老年公寓的人混在一起。
我的工作就是联系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家长。老师面对的是孩子，而我面对的是家访。有时候是因为学生需要特别的指导，有时是要和家长讨论纪律问题。我的责任是让家长参与进来，打开沟通的渠道。我的中文不错，和家长相处的也不错，但面对那些熟悉的挫折感，我仍然感到惊讶。这个工作写在纸上看起来很了不起，但是面对面与家长相处的时候，我内心的感觉却是像在做牧师的工作。
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新近来美的移民。父母都上班，而且倒班休息，有看墓地的、有缝纫女工、有洗碗工、看门人和餐馆服务员。工作大体上都是一类的，他们都有足够的烦恼，都不喜欢我再上门给他们增加更多的烦恼。
我把他们请到家长会上，请他们吃每年一次的便餐。在评估会议上，我告诉他们家长的参与非常重要。
他们告诉我：“那是你的事情。在中国，老师们承担所有的责任。”
我用“这不是中国”的理由来辩解。我提醒他们“我们这是在美国”。但是一些家长却认了真，抬高声音说：“我们永远首先都是中国人。 ”我用中文吵不过他们。经验告诉我，最好停止争吵，否则我会失去自己全部的威严。
每次走入他们狭窄的公寓，我都会感到心情格外沉重。我总是想起我们以前也是住在那样的地方。缝纫机就在电视机旁边，饭碗摞在桌子上，卷起的毯子被推到了沙发的一边。到处都是纸盒子，它们被重新拾掇之后被当成凳子、桌子或做功课的课桌使用。饭桌上父母总是谈到钱，谈到他们不懂和无法理解的事情。杂乱不堪的房间，无聊乏味的生活，这一切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们每天的生活除了谋生和养孩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一切都是那么艰难。
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一件事：其实家长比学生更需要帮助，他们做事极为卖力，却又不得要领。他们过分的客气和不着边际的奉承总让我感到紧张。“你真像是个中国人。你真聪明。你应该去竞选唐人街小姐。 ”
我试着告诉他们我无法承担教育他们孩子的全部责任。但是他们总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你是老师，他们不听话就打啊，直到他们学会为止。 ”
他们会把橘子塞进我的书包，然后就开口求我帮忙。他们所要的就是时间，一分钟，一个给税务官的电话，一封写给失业机构的快信。我尽量尽我所能，多工作一个小时又算什么？
以前我可不是这么大方。我讨厌排队：社会保险局、残疾人救济会、移民局。我最讨厌的是替妈和利昂说话，作翻译。我必须对我说出来的每个英文词负责任。我经历过一段憎恶一切的时期，那时候每个英文词都像一个诅咒，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度过那个阶段。
我无法承受再去回想这一切。回到家里以后我没有一分钟的时间属于自己，我需要时间。我不想在一个发臭的二手店里东翻西找，不想每天路过喝得烂醉的酒鬼。“好运”电器商店是我最不喜欢去的地方，好运也是我自己最缺少的东西。于是我把问题父母的事抛到了脑后。“就光看看啊。 ”我对利昂说，“不要买任何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