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思想与经历传达给另一个根本没有这些思想与经历的人，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决不是一个“忠实的译者”所能做到的。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媒介，莱拉没有刻意去强调两者之间的不相容；相反，她用自己双语、双重文化背景所赋予的优势过滤、筛选、增补、删除所要传达的内容，使无法理解的变为能够理解，使不可言说的变为可以言说，这种策略恰好印证了霍米 ·巴巴 (Homi Bhabha)的后殖民理论对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继承和发展。巴巴认为原文与译文之间、始源文化（source 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 之间原本就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任何语言、文化的翻译都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翻译过程中有原有意义的丢失，但也有翻译者对它的补充、添加，这样意义就成
）931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这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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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意义不断产生和变化的过程。 [1]这样的翻译使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正确理解成为可能，最大程度地消除矛盾与抵抗。
实际上，每种语言、文化都有其他语言、文化无法进入或破译的领地，此时误写/误读乃至误解本身都给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改变话语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华裔美国女性在历史上并没有现成的定义，她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创造一个定义。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经历了与父母，与男性，与种族，与中西文化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从对自我身份的迷惑、质疑到顿悟、觉醒，最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完成了自我的定义。不仅如此，在为自己寻求定义的同时，伍慧明也将家庭与民族的矛盾症结梳理了出来，使人们能够重新审视官方书写的“正统历史”，以及它背后的政治、文化霸权，重新书写福科所谓的“有效的历史”，从而使死者安魂、生者安心。伍慧明在一次访谈中说过：
“骨”对我来说似乎是形容移民不屈精神的最好比喻。这本书的题目就是为了纪念老一代人把遗骨送回中国安葬的心愿。我想记住他们未了的心愿。我写《骨》的时候非常理解他们的遗憾，所以就想在书中用语言创造出一片能供奉我对老一代的记忆的沃土，让这思念在那里永远地安息。 [2]
可以说，这就是伍慧明在她的写作中所要传达的意义。
陆 薇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年12月21日
[1] Homi Bhabha, “How Newness Enters the World: Postmodern Space, Postcolonial Times and the Trial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212-232.
[2] Jennifer Brostrom, “Interview with Fae Myenne 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Yearbook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94)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