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莱拉并没有像《女勇士》中的叙述者一样不理解父母的“不许说”（因为不能说），更没有谴责父母所说的“谎话”（因为无法讲出真话）。相反，身为女儿，她充分理解父辈内心的苦痛，像父母照顾孩子般照顾父亲。例如，为了应付警察因继父用多个化名而盘查他的身份，莱拉翻遍了继父保存的所有文件，了解了老一代移民的心曲。这位没有儿子的父亲在唐人街得不到任何尊重；而且，在美国主流社会里，他既无经济地位，又无社会地位，但这并不影响莱拉对继父的尊重与爱，因为她能够以成熟的心态，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事物。她深刻地体会到：“构成家庭的不是血缘，是时间”（3）。她还坦言：“我是一个契纸儿子的养女。我继承了所有的谎言。这一切都属于我。我所有的是记忆，我要把这一切全都记住”（61）。很显然，作为少数族裔女性，莱拉较《女勇士》中的叙
[1] Fae Myenne Ng, Bone (New York: Hyperion, 1993) .以后引用本书时均用括号内页码表示出处。
[2] David Leiwei Li, Imagining the Natio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al Consen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8) 24.
[3] Anne Anlin Cheng, The Melancholy of Race (Oxford, Oxford UP, 2001) 6.
[4] 冯品佳. “隐无的叙事”：〈骨〉的历史再现. 见：何文敬、单德兴. 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 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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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已有了质的变化：虽然她们也有抱怨，也有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苦恼，但她再也不是那个对中国文化一味反抗、不顾一切地要与西方文化认同的女孩。她有自己对两个世界更成熟的认识和处理方法，是作者理想中的华裔女性形象。
其次，从莱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能发现一个在许多美国华裔作品中都出现过的形象—一个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翻译者的形象。同那些形象一样，莱拉也同样可以使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且她的职业就是为当地的公立学校做咨询、翻译、解释工作，向学校传达移民的孩子与他们父母的意愿与想法，“打开交流的渠道”（16）。在家中，她是讲汉语的父母的传声筒，将用中国思维方式思考的父母的意思传达给美国社会。但在很多时候，她这个译者却不是“忠实”地翻译，而是为了让大家都“生活更容易”（16）而解释、修正双方的意思，使双方都能够互相接受。例如，当警方向莱拉询问安娜的自杀原因时，她感到以西方警察的思维方式，他根本无法想象、更谈不上理解她所提供的解释：
“他（询问情况的警察）根本听不懂。他关心的是那些一般的原因，这就是他当下所要寻找的。也许我能解释安娜的困境。在唐人街，在家里，安娜是中间的女儿，所以她就被挤压在了所有麻烦的中间。
我还能给他一个利昂的解释，那就是祖父的遗骨没能安息；或者给他一个妈妈的解释：安娜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没有人在她与奥斯瓦尔多（安娜的男友）的事上能救她，她得承受翁家与梁家两家生意失败的指责。
但这些我一样也没说。这不是他能写进报告里去的。而且，他称呼我“小姐”也让我紧张：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安娜的姓不一样。把妈妈与利昂拉扯进来也无济于事，谈论这些事总是使事情更加糊涂。我没有现成的答案。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