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法吏或称刀笔吏，乃是战国以降按照法家理论培养形成的一种行政官吏，其最大特点在《韩非子·定法》篇中曾有绝佳描述“吏不必贤，能守吾法而已”。换而言之，法家只需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令的行政工具，而不需、甚至不许官吏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文法吏的特点是为政严酷猛烈而且立竿见影，形成维系庞大帝国行政运转的基础。本朝开国元勋中“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酷吏中赵禹、张汤、杜周、严延年、尹赏、李章、黄昌等人亦起自刀笔吏，其他名臣如薛宣、路温舒等同样起自文法吏。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国策，儒生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大规模进入帝国官吏集团，帝国纯而又纯的文法吏现象从此改观。儒生以儒家经典为知识背景，强调为政以德，少有熟习法律法令和帝国行政程序者，但更为看重对民众施以道德教化。儒生不完全视自己为统治者的工具，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以社会道德和民众利益的实际代表者自居，庞大的帝国不过是其实现理想的载体而已。因此，这批人从政的强烈使命感和独立人格绝非文法吏所能及，本朝名臣董仲舒、公孙弘、冯立、兒宽等可为代表。
事实上，武帝时期朝廷存在三种类型的官吏：一为黄老学派官吏，二为传统文法吏，三为新进儒生。这三类官吏在出身阶层、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入仕途径上不同，在行政理念和治民模式等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别，导致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景帝时期黄老学派统治帝国，执掌政权的周亚夫坚决不愿启用赵禹，这是黄老学派官吏对文法吏的排斥；武帝时期汲黯几与赵禹、张汤势不两立，还是体现出黄老学派官吏对文法吏的排斥；而汲黯非毁丞相公孙弘，则是黄老学派官吏抵制儒生官吏的明证。文法吏与儒生的对决也无日不有，最为著名者则是张汤与博士狄山的冲突。
事情发生于一次朝议，议题是讨论是否答应匈奴提出的和亲请求。
博士狄山认为和亲为佳，武帝请他做一详细的说明，这名儒生引经据典回顾历史来展开论证。兵凶战危，故而不可以屡次发动战争。高帝也曾想讨伐匈奴，结果却困于平城七日七夜，从此对匈奴改用和亲政策，确保了高帝、惠帝、吕后二十多年间国家太平。文帝想征伐匈奴，结果只是使得北部边疆遭受战乱之苦。景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再未考虑兴兵作战，是因为深知战乱荼毒天下之深。陛下即位以来已经数次兴兵出击匈奴，现在国库空虚、边境残破，如此看来和亲是当前最佳的选择。
武帝未置可否就转向御史大夫张汤询问意见，张汤的回答简洁而近于野蛮，“此愚儒无知”。如此武断又无任何理由的断语自然惹怒狄山：我本来就是愚蠢的忠诚，不过御史大夫张汤却是诈忠。你审理淮南、江都之案时执法残酷，离间皇家骨肉，使得其他诸侯王心中忧惧，由此而论我确定张汤就是诈忠。
且不论狄山主张和亲匈奴是否为高明的建议，观其详细论述之辞可以确定绝非信口开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狄山、张汤两人的言行正是对武帝的态度拿捏有所不同的反映，也是儒生和文法吏行事风格差异的反映。张汤对狄山的论点不屑于认真反驳，一可见其当时地位之高，二可见其深知武帝绝不愿意和亲。{24}反观狄山确实有其对国政的具体思考，且并不会过多考虑武帝的倾向。认为和亲为便、治理诸侯王太过严酷，狄山就坚持己见而不愿揣度武帝心思做迎合之举，这正是儒生独立人格的体现。唯一不够聪明的地方在于，面对张汤的野蛮否定时，狄山的反唇相讥看似针对张汤实际却将矛头指向了武帝。要知道，淮南、江都等案无论其残酷与否都是秉承武帝意志而为，武帝听出了狄山有意无意的话外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