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晁错停下笔墨凝神聆听，他就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一种师道尊严的震撼和如负千钧的责任。
眼前这位耄耋老者是故秦博士、当今天下唯一精通《尚书》的学者伏生，他现在已是九十余岁的高龄；晁错此行的使命，是要详细记录伏生的讲述，以继承这一儒家经典并将其敬献远在京师长安的文帝。
本朝①立国以来，一改秦始皇焚书以愚百姓的暴政，广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各地儒生又能够修习经书讲求礼仪。高帝刘邦的时代，天下尚未完全平定，还不能全面顾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惠帝、高后的时代，即使公卿百官大都是武夫，仍然在惠帝四年（前191）三月废除了私藏书籍处以族诛的秦朝暴政——挟书律②。
文帝刘恒即位后，分别在二年（前178）十一月、十五年（前165）九月两次下诏要求各级官吏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天子偏爱的学问乃是黄老之学与刑名法术，晁错最初正是与洛阳宋孟和刘带（《史记》作刘礼）一道跟随自己的老师——三川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市轵城镇）③的张恢先生精研申不害、商鞅的学问，再后来以文学做到奉常掌故一职。
比起前代君主，文帝更加重视搜求天下典籍、任用文学之士，为此专门颁布了诏令，征请天下知名的学者赴京师长安传授各自所学。得知伏生年迈无法应征，文帝又特意再下诏令责成九卿之一的奉常派遣专人赶赴济南笔受伏生的学问。
伏生的年纪已经大到言语不清，讲解时只好请他的女儿逐字逐句口头做出翻译，来自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的晁错又不熟习齐地方言，辗转传录之下总有十分之二三的内容不能完全理解。晁错一定为自己获得文帝的信任来承担这一职责而激动，也一定为自己无法完全达成使命而感到遗憾。
历史安排这对服膺法家思想的君臣合力继承一部儒家经典实在叫人深思，但文帝与晁错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这次济南受学竟也隐隐约约预示着儒家文化占据帝国统治地位的时代即将来临。
晁错既然为文帝的圣明所激励，作为臣子就一定要全力匡助帝国的事业。从济南返回长安之后，晁错连续上书文帝，提出他对于国政的迫切建议。他在《言太子宜知术数疏》中指出，时为太子的景帝应将治学重点放在掌握驾驭臣下的权谋手段之上；在《言兵事疏》中，详尽分析了敌我优劣形势后指出帝国对抗匈奴的侵略在军事上应着重于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等三个方面；更能体现晁错卓绝战略眼光的，则是他在《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中建议朝廷以优厚的待遇招募罪人、刑徒以及志愿者迁徙至边境荒凉之地筑城定居，从根本上充实边疆的防御力量。④针对文帝十五年九月颁布的《策贤良文学诏》晁错更是写出了《举贤良对策》，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君主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的得失做出了精辟阐释。
晁错思想中体现出的明察秋毫的洞察力是令人惊讶的，对社会的细致观察，是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帝国政务之要并做出影响帝国走向的政策的基础，这一点在他于文帝十二年（前168）所上的《论贵粟疏》中尽显无遗。
帝国自建立以来国库积蓄一直不够丰裕，晁错认为这是因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忧患意识令他敏锐地从中觉察到了日益明显的贵商贱农的危险倾向。他对农夫和商人全面考察后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一个五口农家平均拥有百亩田地，一岁的收获不过百石粮食，负担一是向官府缴税，二还要有两人为官府服徭役，此外将养活后代、送往迎来、吊死问疾等一切花销计入其中，百石粮食还怕不够用。官府之租税绝无减免拖延的可能，一旦遇上水旱灾荒，就要把积蓄的粮食半价卖出，甚至借上高利贷。商人不事生产却能够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富贵过于农民，于是天下之人不愿务农而慕经商。晁错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因此，“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建议用粟衡量帝国的赏罚，以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具体的措施是，诏令天下可以向朝廷缴纳粟来获得爵位或者赎罪。按照晁错的策略，富人想要获得爵位，罪犯想要免罪，必须缴纳给朝廷足够的粮食，这就必须向农民购买，如此一来则可以抬高粮价归利于农民；朝廷付出的不过是委任状，却能从富人那里收取大量的粮食，一可充足国用，二可减免农民赋税。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十二年之后的景帝二年（前155），天子又下令将天下田租减半。⑤至此，本朝标志性的三十税一的农业政策得以确立。
然而，文帝暧昧不明的态度，却让晁错困惑不解。晁错的每一次上书，文帝都大加赞叹甚至特意下诏以书面的形式表示感谢，极尽褒奖，却少见采纳。更加让晁错困惑不解的是，文帝虽然不完全采纳他的建议，却不断提升他的官职，先是太子舍人然后是门大夫，升任博士后又拜为太子家令，再然后由公卿举荐为贤良，最后又因《举贤良对策》一文辞高意远而获任中大夫。
读书人的两重品质，一是以苍生社稷为己任的使命感，二是恪守士为知己者死的坚定信念，晁错不可避免地被这两样品质驱策前行而又备受煎熬。他已经看清帝国最关键的政略不外乎三条，第一整军经武以备匈奴、第二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第三削弱诸侯以巩固中央，其中又以削弱诸侯为重中之重。在这漫长的苦苦等候中晁错并未荒废，他逐渐将自己的思考分门别类写成施政方针三十篇，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获得文帝的采用。
然而，晁错最终等到的结果却是，后七年（前157）六月己亥，文帝驾崩于长安未央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