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纽约，迪克·里克特、汤姆·卡普拉，还有我一起编辑卡斯特罗的片子，这并不容易。我们想要展现出他的魅力，又要明明白白地表现出他是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者，是一个不容异己的人，是一个囚禁敌手的人，是一个我们民主体系的坚决反对者。片子末尾，我用了这样的结语：“我们之间最无法达成一致的一点，就是对自由的理解，正是这一点将我们真正地分开。”
《菲德尔·卡斯特罗如是说》在1977年6月9日播出，就新闻特别节目而言，它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但仍不能与长盛不衰的CBS侦探剧《巴纳比·琼斯》相提并论，也比不上NBC播出的电影。不过我没有看到，因为那时我正在英格兰报道伊丽莎白女王的银婚纪念，但是这次卡斯特罗的《特别访问》成了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鲁恩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我在主持台上“没被用对地方”的言论之后，他真的诉诸行动：他正式任命我为ABC新闻部的“巡回报道主持人”。他明白，我当记者会更有价值。应该让我随时待命，自由来去，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做采访报道，这比我干坐在主持台上好得多。我依然是新闻节目的联合主持人，但是鲁恩的安排却解决了我和哈里之间的糟糕关系，让我们尽可能地避免碰面。如果哈里出差了，我就是唯一的主持人，反之亦然。但是越来越多地，出门在外的那个人是我。鲁恩真是我的救星啊。
卡斯特罗的这期《特别访问》也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当卡斯特罗整整五小时的采访在古巴电视台一遍遍播放的时候，撇开那些个人问题不谈，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人对此极为愤怒，认为我不该给他上电视的机会。我收到了上百封的来信，某些很善意，有亲朋留在古巴国内或是古巴狱中的人们，写信来请我代他们向卡斯特罗求情（我将这些信件转给了古巴的官员），但有些来信中语带威胁。我非常重视这些威胁，部分是因为我父亲所在的养老院里的护士就是古巴人。我去探访父亲时，他们表现得就非常冷漠。他们知道我刚刚采访过卡斯特罗吗？如今他们肯定知道了。我也很担心女儿的安全。ABC很重视这件事，雇了一个保镖接送小杰姬上下学。信件渐渐地少了，相关方告知我威胁已经过去，我们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正当我认为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虚弱的父亲过世了，享年八十一岁。那是1977年8月15日。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跟乔治·斯泰因布里纳一起吃午饭。我痛彻心扉，但却并不惊讶。我立即飞回佛罗里达，发现母亲也一样，早已在情绪上做好了准备，或者，她甚至会有种解脱感吧。这么久以来，她看着他一点点地虚弱下去，变得越来越低落，而且对此她束手无策。
因为家里一直都没有遵从宗教习俗，所以我们没有为父亲进行“七日服丧”，也就是犹太人的七日悼念仪式。我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安葬仪式。我留下来陪了母亲和姐姐一阵子，然后就回了纽约。我联络了各大报纸，刊登了父亲的讣告。《综艺》，唯一一家与父亲有关系的杂志，为他的一生作了褒奖有加的评论，其中有这样的字句：“那眩目的舞台是他的信仰。”对娱乐圈中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墓志铭吗？
我本该在纽约举行一个纪念仪式的，但是我没有。父亲离开纽约已经这么久了，我担心没人会来。我想象着母亲、姐姐，还有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父亲不愿意看到空着的位子，没有满座的话，他是不会开心的。
如今我知道自己错了，当然会有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