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两年前住过的“国际酒店”一样，这间“里维埃拉”在这之前是哈瓦那最好的酒店之一，如今也已经破败不堪。和上次一样，这儿没有马桶。墙纸片片剥落下来，漂亮的家具斑驳陈旧，织品上露出了破洞。这儿也没有软饮料，只有朗姆酒，不加可乐的那种。
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知道，绝佳的采访就要到手了。出乎意料地，我马上就要认识一个新朋友。我们从猪湾回来，卡斯特罗邀请大家去看棒球赛，ABC的工作人员们很快就交头接耳起来，他们在球场上认出了几位美国人：纽约扬基队的老板乔治·斯泰因布里纳，退役的扬基队投手怀蒂·福特，还有好几个扬基队的教练。
我从没听说过乔治·斯泰因布里纳，那时候他统领扬基队还没几年，但是我很好奇他到古巴来做什么。可他对我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他瞥见我带着一班摄像师，立马扭头就走。原来，卡斯特罗秘密地邀请他和教练们过来指导古巴的棒球选手。突然ABC新闻部的人出现在他眼前，我们当然会认出他来，为此他恼怒透了。有人说，因为我们，斯泰因布里纳和随行人员立即回去收拾行装，准备明天一早离开。这让我心里内疚极了。
当我们回到酒店，我看见斯泰因布里纳坐在酒吧里头。怀着几分歉疚，我过去坐在了他旁边。我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拍他的，也不打算拍他。“我来这儿不是因为你，”我解释道，“我会守口如瓶，不会说在这儿见过你的。”他看上去十分惊讶，顿时放松下来，取消了回去的打算。我们开始聊天，三十年后，我们仍是朋友。坐在扬基体育场他的包厢里，为家乡队喝彩加油，再没什么比这更来劲的啦，而这都要归功于古巴的那场棒球赛。
说回卡斯特罗。我家墙上挂着一张镶着镜框的字条，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赠芭芭拉留念：我一辈子都没遇见过这么难对付的采访。”落款是“菲德尔·卡斯特罗，1977年5月20日，凌晨1点29分”。请注意上头的时间。那是次日晚上采访结束的时间。一连五个小时，没有停顿。他抽着长长的古巴雪茄，将我笼罩在团团烟雾当中，我没当场犯.气管炎，简直是奇迹。
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这次漫长的电视采访中，卡斯特罗将他主要的想法和恐惧都和盘托出。首先，他明明白白地强调自己是个共产党，尽管他出身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从青年时候起就是共产党员了。没什么能改变他的信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中情局策划了二十多次谋杀想取他性命的原因。最近解密的部分中情局文档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古巴监狱里政治犯的人数，卡斯特罗坦诚不讳：大约两三千人。听到我质疑他的政府控制媒体时，他的回答也十分直白。
“你不允许有异议存在，”我对他说，“你们的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都在国家控制之下。人们可以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发表不同意见，可是不准在公众媒体上持不同意见，或是表示反对。”
“芭芭拉，我们对新闻自由的看法跟你们的不一样，”他答道，“如果你问这儿的报纸能不能反对社会主义，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不行，不会有这种情况。党不允许，政府和人民也不允许。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没有你们美国的那种新闻自由，但是我们很满意这种状况。”
当我问到个人问题时，他就没这么直率了，显然，他不想透露自己的婚姻状况。
“我结没结婚，这问题很重要吗？”他说。
我告诉他，并非完全是这样，但是我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 你结婚没有 ，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却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很确定地说：“形式上，没有。”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