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了？”我答说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们简单地聊了聊孩子的话题，我告诉她我有个小女儿，快.岁了；唐小姐告诉我她有个两岁半的女儿，住在托儿所里，她每周末去看她。在这简短的谈话以后，唐小姐再没对我或是对美国人表示过一点点好奇。相反，她对我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像是从政治书里抄下来的一样（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啊），比如，我问她是否可以带我去家美容院，因为我觉得那儿可能会有些好素材，她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美容院，我们有崇高的思想。”接招吧，芭芭拉·沃尔特斯小姐！
就连美国总统的到来也并没有引起多大动静，这让我顿感焦虑。机场里临时搭建了一个转播中心，我就在那里头的临时演播室做报道（我们所有卫星传送的报道都是在那儿做的）。没人知道进一步的信息，比如谁将出席欢迎宴会？会有什么样的迎宾典礼？我们就要向数百万美国人做直播报道了，可是对将要发生什么还摸不着头.。
答案出来了：欢迎场面并不大。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的仅是一.小型的官方代表团，其中一位是七十三岁的总理周恩来（形成对比的是，三个月前，中国政府组织了超过三十万人来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尼克松夫人身着一件明艳的红色外套，讽刺的是，衣服的颜色跟机场随处可见的标语一模一样，标语上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并赞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她的大衣和标语是整片景象中唯一的亮色。
总统的到来反映出中国那种整肃的气氛。机场简短的欢迎典礼之后，尼克松和中国总理一起上了一辆豪华轿车，飞驰了将近.十分钟，沿着空旷的大街进入北京城。长安街的沿线没有好奇的人群，一百英亩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没有。当尼克松总统的车队从天安门呼啸而过时，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静默无声，唯有一些骑着自行车奔走办事的人们，他们甚至都没有抬头瞧上一眼。
一些中国通们认为，公众缺乏热情是因为中美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我认为比尔·巴克利的说法才是对的。迟些时候，在我对几位平面媒体记者做的一次圆桌采访中，巴克利说，他认为中国民众并不知道尼克松是谁。他指出，他们甚至还不知道美国人已经在数年前登上了月球。当时的新闻管控状况就是这样。
我在中国的任务是报道尼克松的日间活动，报道我自己收集到的任何故事，并且通过卫星直播报道晚间的主要活动（这些活动我是无法参加的）。摄像机架在人民大会堂里，但是我本人要待在大约一小时车程以外的直播中心里，通过电视监视器看着宴会实况。“今晚的菜单包括油焖竹笋，三丝鱼翅，红烧对虾，”我这样报道给《今日》的电视观众们，“听到音乐声吗？是不是很熟悉？中国乐队正在演奏《牧场是我家》。”我即兴解说着，就像在波斯波利斯时一样，但是这回没有友好的同行通过耳机给我传信啦。
当我完成了电视上的宴会转播，我们的广播制作人就催着我赶到另一个临时演播室去，向听众们描述刚才电视上播放的画面。有天午夜，在我离开播音室回住处的.上，我跟一位姓秦的翻译聊了一会儿。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他。“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七岁，还有一个三岁了，”他答道，“但是三岁那个孩子出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位翻译原来是个办公室职员，他太太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数百万的中国教师、受过教育的职员，还有知识分子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秦先生被送到了“干校”，然后被派到农村劳动，他妻子仍然在某个农场里干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孩子们由他的母亲照顾着，也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照顾他们。
整个行程中我们都听见类似的故事，尤其是参观北京大学的时候。这所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关闭了，那时才刚刚重新开放不久。在学校停课、学生被解散之前，这所大学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