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和《榖梁传》据说原本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亲传，又传授给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后分别一代代口传心授，到汉初才形成文字，就是《公羊传》和《榖梁传》这里边有没有猫腻，专家们也是一大堆意见，但我们先不去理会，就当这说法是真的好了。不过，即便承认此说为真，可这么长篇大论的东西被几代人口头传承下来是否已经多多少少走了样，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左传》，号称左丘明所著，而这位左丘明据说还和孔子同时，甚至两人还有过交往，所以他对孔子时的史料知之甚详，对孔子作《春秋》的意图也领会得最深。至于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古往今来的专家们作过数不清的考证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经三传"注释本的前言里都能了解到，况且这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一经三传"，其实原本该说"《春秋》五传"的，那另外两传是《邹氏传》和《夹氏传》 ，可惜都失传了。不过，韩愈有诗"《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很让后人纳闷了一番：难道他那时候还能凑齐"《春秋》五传"吗？
后来，继续为《春秋经》作传的大有其人 ，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却只有一部，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胡安国字康侯），这部《春秋胡氏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甚至和那"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 更有甚者，胡安国这部书还曾被官方独尊，俨然踞于"三传"之上，甚或高踞于《春秋经》之上。 当然，学术的荣辱升废无不是和政治有关的，胡安国这部书重点就在"尊王攘夷"和"复仇大义"上边，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应时激愤之语，乃至清人尤侗批评说：胡安国一门心思扑在复仇上，曲解经文来附会己意，他这部《春秋胡氏传》完全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和原本的《春秋经》没有一点儿关系。
明代姜宝为徐浦《春秋四传私考》作序，把这"四传"的关系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传》负责"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公羊传》和《榖梁传》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传》则把大家伙儿的工作给统一调理起来，以成就一个大丰收的年景。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请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脱经题，据毛奇龄说："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 这也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曾经专擅科场三百年之久！不过，胡安国的这部《春秋传》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论它再怎么出色，也确实没能一劳永逸地附列于"三传"之下，就好像赵云的加入始终没成为"桃园四结义"一样。
清朝贬斥《春秋胡氏传》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个恐怖的年头哪里还能再谈什么"尊王攘夷"呢，这正是统治者最大的忌讳呀。于是，"四传"又变回了"三传"。
在这"三传"当中，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左传》是怎么回事，不大熟悉《公羊传》和《榖梁传》，其实在最初的汉朝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不大重视《左传》，觉得《左传》虽然内容非常丰富，文学性也很强，但说到底无非就是一本史书，仅仅记载历史而已，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可大为不同，这两部书是着重阐发孔圣人《春秋经》里边的"微言大义"的，所以应该归入意识形态领域，归入政治哲学类。如果你是位现代社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会把"《春秋》三传"分到一类，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国古典哲学"类，也可以分在"中国历史"类，但你如果是位汉朝的图书馆管理员，就应该把这四部书分开来放：《春秋经》和《公羊传》、《榖梁传》要归入"马恩列斯毛"，《左传》要单独归入"历史"类。当然，我说的这只是总体情况，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公羊学"是最早成为官学的，兴于董仲舒，立于汉武帝。汉武帝的时代，正是汉代官学"破旧立新"的时代，哪家学术如果被立为官学，日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是，正如权力是专制政治这个"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一样，学术地位也变成了官学"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以后会发生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