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韩愈这时候还读不到埃文斯－普理查德和帕累托这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此赤裸裸的"非礼"的文字，他还只能在儒家典籍里转转圈子，他眼中的《周礼》自然尽是圣人之法，是无可怀疑的。那么，在对豹皮酋长有了简单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周礼》中的这个"调人"。
《周礼》这一段对"调人"的岗位描述就把"礼"（在这里意指具体的行为规范）表现得非常细腻，其中说到"国外"和"不在同一国居住"，这个"国"就是前文所讲的"邦国"的意思从这一段的上下文来看，"国外"是最近的地方，再远一些就是"千里之外"，最远的是"海外"，但那时候的"海外"应该指的是"蛮夷"地区，比如现在的湖南、湖北、江浙一带就都属于"海外"，海南岛大概得算当时的"天外"了。
"杀人有反杀者"这句话我没翻译。从字面上看，这好像是说有人杀了人，而其他人又为被害人报仇杀了那个凶手，但联系上下文来看，这又像是在指官府诛杀罪人之后，罪人家属生事寻仇古人注释《周礼》大多是取这后一种解释的，还是这个解释更合情理。
韩愈在梁悦案中引述的《周礼》文字就是上文中相当靠后的这句："凡杀人而符合道义的，就要安排凶手和被害者家属不要同国居住，还要劝说被害者家属不可报仇。"韩愈省略了当中"就要安排凶手和被害者家属不要同国居住"这句，大约是因为唐朝已经是大一统的王朝了，封建时代的"邦国"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按照《周礼》的说法，只要合乎道义，私下杀人就是被允许的。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具体到个案当中，怎样才算合乎道义，又由谁来裁判，这都是要命的问题。如果是岳飞杀了金兀术，案子交给秦桧来判，这……
按照我们的常识，案子当然要交给法官来作裁判，即便在部落社会里，豹皮酋长不就是在纠纷中起到法官的角色么？
看似如此，其实却并非如此，豹皮酋长可绝对不是法官，而且，他也并不是我们习惯概念中的那种酋长，除了排解凶杀纠纷之外他在部落中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再者，即便是他在行使本职工作的时候，他也更多地靠的是"仪式性的潜能"，而不是自己"一朝权在手"式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豹皮酋长通常都是些没有什么后台的家伙埃文斯·普理查德这样说道：
如果认为"豹皮酋长"是一个政治代理人或是裁决权威，将会导致对努尔人社会构成的误解，因而看不清它的基本原则，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解释清楚他在世仇调解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已经讲述过，他没有裁决或执法的权威。他没有责任对凶杀的案件决定是非曲直。对努尔人来说，永远不会发生任何需要裁决的情况。因此，酋长无法迫使人们偿付或接受"恤牛"。他没有有权势的亲属或人口众多的社区作后盾来支持自己。他只不过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一个调停人，而且只有在双方都承认有社区上的联系，并且他们都希望避免激化到更深层的敌对，至少在当时如此时，他的调解才能成功。只有在争执双方希望使事件得以解决时，酋长的介入才会成功。他们是一种机制，使群体各方在期望事件恢复到正常状态时达到这一目的。
努尔人的社会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之所以既"无政府"还能"有序"，靠的就是社会习俗的规范力量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礼"，或者所谓的"法"。设想一下，假定努尔人又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进而发展出了辉煌的文明，这时候，有人把上古遗俗半真半假地记载下来，这记载继而又被奉为圣典，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韩愈眼下所面对的这个尴尬呢？
是的，豹皮酋长（调人）还在，礼治规范还在，但在社会的发展中，老名词早已被赋予新概念了。于是，在对某一起凶杀案的裁决中，"怎样才算合乎道义，又由谁来裁判"，这原本也许都不是问题，而现在却都成了要命的问题了。
那么，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原本是由社会习俗来解决的问题，到韩愈这时却早已变成由专制权力来解决了，既没有后台也没有权力的豹皮酋长（调人）也早已变成了后台强硬的暴力执法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