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雪下得优优柔柔，宛如害羞的女子在未名湖边轻盈地转了一个圈，只留下雪的香，淡淡地洒了一地。
每年冬天都盼望下雪，也许是儿时听多了胡桃夹子、白雪公主之类的故事，总在心底存着这么一个天真的想法：奇迹容易发生在雪天。因为那时候整个世界，就像童话书的插图一样，美得有些不真实。
记忆中只堆过一次雪人，实在记不清到底是谁的主意，因为那次母亲比我干得更卖力。她的长发卷着雪花像蝴蝶一样上下翻飞，她的笑声感染了许多驻足的路人。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时可能已全然忘记了我的存在，那灿烂的笑容，自然也不是对我——或许她只是向一个远去的梦，做一次自豪的招手。
初三那年的雪下得轰轰烈烈。期末，同桌帮我将成捆的书搬运回家。一路上，我们回顾了校园里所有的“经典笑话”，纵情地大笑，故意用走调的声音哼一首记不全歌词的英文歌，歪歪斜斜地破坏掉所有平整的地面。那真是一个可以不顾一切的年纪。大雪中我们懒于辨别方向，因为我们比谁都相信，每条路的尽头都会有铺满阳光的天堂。在家门口，我们却找不到言语告别。而后来我发现，这种尴尬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高三那年的除夕夜，我与几个朋友在街心放礼花。那晚冷得出奇，雪已积得很厚，我们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沉重而笨拙地在冰上来回移动。其实并不是真的讨厌晚上的“春节晚会”，只是一心一意想干点“离经叛道”的事，或许是种无谓的抗争，或许是种莫名的宣泄，或许什么都不是。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礼花，怒放在无边的夜色之中。我无可挽回地难过起来，为什么所有在梦里摩挲过千遍的事情都要以这样的方式发生，这么轻易，这么毫无预兆？但是现在想来，“突如其来”的方式似乎也没有那样糟糕，就像每个女孩都曾穿上新衣在某个明媚的春天等待一个童话的降临，然而总是要到多年以后，新衣洗洗晾晾、折折叠叠、不复往日明亮颜色的时候，她才会在不经意间，邂逅那段属于她的故事。
在昌平的一年温和舒缓，如同我在教学楼顶看到的环绕起伏的群山，仿佛孕育着许多情绪，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无尽的情感就会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
那一年的雪下得有些突然。记得和气的男老师正在教室里讲着磨镜片的斯宾诺莎，我们的目光却在刹那之间投向了飘雪的窗外并且再也无法收回。下课后我给家里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告诉父母有多少人在教学楼里吃“炒面”，有多少人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坐车回家，还有多少人如我一样激动得有些结结巴巴。末了，我才记起补充一句“今天的雪很大，很大”。
那晚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的“圣诞舞会”，难忘的是会场四周五彩的气球与满眼诗般美丽的女生，还有那一路行来，安详恬静的银色世界。虽然我的鞋带绑得很紧，以致终究没有将哪只鞋子留在积雪的台阶上，但我心里还是流淌起了那支关于唯美童话的蓝色舞曲。
雪霁天晴，同屋的女生手挽手去赏雪。我们将笑声撒遍田野，在白桦林里相约“永远”。如今，虽然我们都已发现“永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加遥远，但那年冬天的雪却真的冰在各自心灵的某个房间，化作一枚枚透明的书签。
燕园的雪景自有万种风情。那日独自在湖边漫步，虽然积聚的惊叹在胸口猛烈撞击，我却始终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生怕一个微响，都会惊动这梦幻般的玲珑世界。心是一个玻璃容器，你捧着它，让它免受现实的打磨，让它不受尘世的沾染，你会十分辛苦，然而一旦经过雪的冲洗，它必会剔透得再也掩不住一丝想飞的勇气。
让我们一起在记忆中做一次无主题的沉浮。想想多少次从图书馆踏出去就望见凝重而苍老的博雅塔映照着明净如水的天空，想想多少次在路灯下看见自己被拉长的影子像秋叶的脉络一样伸向不知名的远方，想想多少次在凤凰花开的时节看见毕业生提着行李在西门外徘徊迟迟不肯离去，想想多少次在余晖脉脉的黄昏听见长椅上白发的教授闲聊着当年的书生意气，想想收到家书时的欣喜，想想遭遇冷落时的孤单，想想与朋友在风中拥抱的悸动，想想一个人在街头游荡的怅然。这一切的一切，在飘雪的季节，都会有如疯长的狗尾草，不可遏止地露出形迹。因为雪总是来得那么轻易，那么神秘，让你无法防备，它冰冷的气息会真真切切地渗进你的每一个毛孔，然后唤醒你最深处的记忆。
一年又一年，雪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延续，一天又一天，我在欢欣与遗憾之中成长。青春是一种美丽却永不回头的东西，如同那些散落天涯的朋友再也无法找回，如同那些擦肩而过的路人再也无法相遇，如同那些消逝的情感，那些曾经点燃我生命的光芒，再也无法重温。我们只有向前，继续你我寻找“金银岛”的漫漫旅程。如果哪天空中飘来一段熟悉的旋律，那首我们曾经共同吟唱过的关于爱与被爱的歌曲，大家一定要记得寻着歌声的方向，做一次心的眺望，那时我们必能相互辉映，交织成最璀璨的星空。
今早的雪下得优优柔柔，我举着话筒，不知该拨通谁的电话。站了半天，抬头突然发现：纵然心里有情，雪已无痕。
又到一年寄卡时
年末，去寄贺卡——送给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的新年祝福。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在母亲的指导下，送出了平生第一张贺卡。此后，年年写卡，读书越久，送卡越多。
入北大后，除了教师节，元旦也开始寄卡。最初是为了谢师恩，后来是为了送祝福，现在却是为了报平安。
以前寄卡，总是去楼长室买邮票——站在窗口，看楼长用钥匙打开抽屉，将一大版二十分面值的邮票取出来，然后一枚枚仔细地数给我。
后来，邮资翻倍，楼长室却一直没有新面值的邮票。有一年，楼长告诉我，她那里将不再代售邮票。“现在写信的人很少了。”那一次，我“接手”了老太太所有的二十分邮票，给每张贺卡都贴上了“四方联”。
有一段时间，寄卡也要排队。倘若队伍里男生多，等候的时间就不会太长，如果女生多，就得耐心一些。男生寄卡大多干脆，从书包里掏出来，无论多少，全一次性塞入邮筒。女生寄卡大多仔细，一张张点数，一封封确认，再一丝不苟地逐一投入邮筒。临走，有的女生还会不自觉地四下张望，仿佛担心真会有一两封信从她们的指尖悄悄溜掉。
那时一到年末，邮筒就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只好赶着开箱时间寄信——如果邮车刚走，邮筒自然有片刻的宽松。如果邮车刚来，就可以直接将信投入邮递员的大麻袋里。
真正临近圣诞，寄信倒又方便——邮局门口会像墙壁似的竖起一大排邮筒，一个省一大格。虽然从早到晚都有好多学生挤在一起，往高高低低的三十多个木格里塞信，那个“临危受命”的特制邮筒却总能一封不落、“照单全收”。
然而，英雄终有迟暮，近几年大邮筒的风光渐退，今天找了一圈，竟不见它的踪迹。邮局门前，只有无数个漠然的眼神，匆匆交错。新年将至，燕园的欢腾却似怎么点也点不着了。
寄了十几年贺卡，执笔的心情虽年年不同，落笔的文字却岁岁无差。
那年教师节后，我收到了一封长信，是初中语文老师的爱人写来的。他说很感谢这些年我寄的贺卡，那是徐老师在病床上最大的安慰，但如今老师已过世，以后就不必再寄了。读信的时候，我一阵心虚——这么多年，竟一直没有打听老师的消息。寄卡又有何用？无非是自我粉饰。
此后，开始给老师们打电话，假期也跑去探望。渐渐地，我获得了很多老师的新地址，不再一相情愿地将贺卡寄到学校。而在此之前，好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师，都会为了我的一张贺卡，专程回学校去。
小学语文老师告诉我，她有次出门半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学校收发室找我的贺卡。管信的老头说没有，她不信。“肯定有，她每年都给我寄。”张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有掩不住的得意。结果，在一大堆无人认领的信件底下，她终于找到了那一张贺卡。
小学数学老师与我父母住得近，最近几年，我很少去拜访她，她倒经常去看望我父母。她告诉我母亲，我寄的三十多张贺卡，她都仔细收在一个大铁盒里。“哎哟，哎哟。”母亲也替我困窘，“应该的，这是她应该做的。”
初中数学老师一收到信，就会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自己已搬去另一个城市和女儿同住。电话里她总是嘘寒问暖，千叮万嘱，一再邀请我去做客。那年暑假，我去看她。大雨天，她带我四处逛，像孩子一样兴奋。
高中语文老师还在指导文学社的创作。每次社刊出版，他都会寄一本给我。那些青春稚气的文字，夹杂着昔日校园甜美馥郁的桂香，总是令人迷醉。
有次参加同学婚礼，遇见了高中英语老师。酒后，他冲我嚷：“这些年只有你一直给我写信。”我一抬头，猛然发现，当年意气风发的陆老师也老了——两鬓霜白，笑脸如菊。
从邮局回来，打开楼下的信箱，发现好几位老师已给我寄来了新年问候。王老师说给我寄了一包土特产，让我注意查收。
世上很多事，付出与收获都不成正比。而得到这么多，无非是写了一张贺卡。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贺卡的时候，总会想起高中数学老师最喜欢的句子。
默默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眼神。
一成不变的，也不只是那个落款——
您的学生。
圣诞，又是圣诞
“选择性失忆”近来已成习惯。脑海中，很多人只余下轮廓，很多事只记得结果，很多日子就像被雨淋透的字条，即便迎着艳阳，也只见着一片模糊。
怎么也想不起去年圣诞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