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失踪的消息传开后，全连知青纷纷打起电筒火把奔向崎岖山路。人们焦急地在山林里彻夜搜寻，呼喊，但是茫茫夜空和无边无际的大森林无情地淹没了人类的微弱信息，并把他们的希望变得如同大海觅针一样渺茫。
这件事很快惊动营团首长，更多的人员和队伍被派来加入寻找女知青的救援行列。甚至连当地寨子和边防驻军也被动员起来，在女知青有可能出现或者遇险的地方组织营救。然而一切努力无济于事。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七天，搜寻工作毫无进展，人们不再抱有希望，因为任何孤立无援的个人都不大可能安全地在原始森林里待上一周而不会遇上种种不测。
然而正是这天下午，一名采药的哈尼族少年偶然在大森林边缘发现失踪已久的女知青。她在经历了雄奇伟岸的原始森林的庄严洗礼后已经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她的呼吸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晓芬伤愈后回到连队，体重依旧不满四十公斤，依旧参加劳动，依旧上山背粮，等等，只是她再也没有迷过路。后来一位军报记者来团采访，将这件事写成一篇激动人心的长篇通讯，发表在《解放军报》上，题目就叫做《来自西双版纳的报告》，副题是“党的领导是明灯，迷途羔羊归了群”。文章见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晓芬的名字被人们广泛知晓。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类似晓芬这样误入歧途的例子并不鲜见，然而晓芬却是相当难得的幸运者。她的幸运不仅在于上报出名，而且在于走出了险象环生的大森林。同晓芬相比，大多数迷途的羔羊终于没能迷途知返，他（她）们全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活泼泼的年轻生命最后变成年度统计报表上两个冷酷而僵硬的方形汉字——“失踪”。
第三师第十五团一营七连傅阳珍，女，成都知青，十七岁，来兵团仅三个月零五天。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请假去团部卫生队看病（发烧不止），数日不归。连队一周后派人寻找，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
朱美华，女，上海知青，一九七四年四月某雨夜上厕所时失踪，至今未找到尸骨。
刘礼京，男，北京知青，来兵团四年。一九七三年元月失踪，无下落。
……
据不完全统计，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各师团，每年因种种原因甚至没有原因无缘无故失踪的知青人数都高达十几乃至数十人以上。这些年轻的生命好像一阵被风刮散的轻烟，转眼间便消失在明净高远的蓝天之下或者沉入深不见底的亚热带雨林中。作为他们人生记录的档案材料可能仍保存在某个档案室的角落里，积满厚厚的灰尘。他们中的一些人因被怀疑“叛国投敌”，档案材料至今仍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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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云南省革委会紧急下达文件，要求地方各级革委会和农村“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做好对知青的“再教育”工作，上好“再教育”第一课。
次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伊始，兵团党委亦下发过内容相同的文件。
所谓“第一课”，即专指当时极为盛行的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教育，贫下中农往往以这样的方式迎接知青的到来和揭开上山下乡“再教育”的序幕。
我所在的第三师第十团有个岩国香，人称“糯米岩大妈”，意即脾气随和头脑不大清楚的意思。岩大妈原先是农场一名普通职工，据说早先给地主当过童养媳，日子一直过得很苦。“四清”时因为忆苦出了名，被选成劳动模范，还进北京见过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前后，随着各地知青大批来到边疆，岩国香大妈的忆苦专长就有了广泛的用武之地。不仅见天巡回到各营、连讲用，还应邀前往兵团系统各兄弟师、团作报告，一时名声大噪。上级领导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遂任命岩大妈担任副营长，专司忆苦报告的重要职责。
在我所受过的众多忆苦教育中，岩大妈的报告果然与众不同。她忆苦的最大特点是以情动人，最大的语言优势是别人听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