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小时，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许多互相矛盾的消息纷至沓来，闹得场部人心惶惶。后来，直到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已经踏上通往景洪的公路，并且迫近空无一人的澜沧江大桥时，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终于判明：原来他们是要将尸体抬到州府景洪去闹事。
至此，这个石破天惊的重大消息才被十万火急地报告给猝不及防的垦区指挥部和州委。
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上海农机服务公司工会干部汪明娣来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个日影西斜残阳如血的黄昏始终好像一幅色调黯淡的版画刻在心头，令她记忆犹新。
“……收工的钟声刚刚响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大家都急急忙忙钻出胶林往回走。突然有人从公路边跑过来说，四团（橄榄坝农场）的知青正在抬尸游行，有几千人。我们一听，都扔了锄头赶到公路边去看热闹。果然，没过多久知青的队伍就出现了。走在前面的是男生，大多衣衫褴褛，有的还打着赤脚，他们抬着一个女知青的尸体，还有一个早已僵硬的小小的婴孩。人们低垂着头，表情肃穆，没有哀乐，没有激烈的口号，只有队伍走过的沉重的脚步声……
“我的心猛地一紧，空气迅速变冷，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寒气向四周扩散开来。不用任何语言解释，每一个人都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因为知青是一个整体，受一个共同命运驱使，无论我们与那位不幸的女知青如何素不相识，甚至无须打听来龙去脉，我们立刻就被这个悲壮的场面感染了，震撼了。
“不仅仅是我，站在路边的几乎所有知青都掉了泪。根本不用动员，或者如后来有人说的煽动，我们便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我记得我们连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知青后来都受到追究……”
另一位知青童小刚说：“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只觉得这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只要队伍里有人拿眼睛望一望你，只要你是知青，你就决不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从橄榄坝农场到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有四十公里山路，沿江而上，中途还将经过景洪农场和水利兵团驻地。于是，知青游行的队伍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壮大，到傍晚时，知青队伍已经逶迤几里地，总人数接近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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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镇又名车里，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是一座新兴的边境小城，人口约两万。据《云南地理志》载：“……解放前土司和头人统治，生产落后，瘴疠横行，内地人皆视为畏途……解放后修筑公路，兴建电力、冶炼、农机、制茶、制糖和木材加工等工业，并逐渐发展成为滇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身着傣家服装同当地人民欢度泼水节的大幅照片见报之后，景洪的名字才同泼水节一道走出边疆，走出云南，开始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国新闻界所知晓。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拥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拥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州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者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睥睨世界、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