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我看到，有人正提高他那悦耳的声音称赞强制征兵的办法。只是每隔很长时间，人们才能在评论杂志或报纸上读到这类东西。我高兴地想到，多数英国人甚至像我一样因此受到影响，因恐惧和反感而觉得恶心。既然强行征兵在英国是不可能的，谁愿意冒险去说它呢？凡能够思考的人都看出，我们对于人身上存在的野性力量所采取的防范多么微不足道——拥有特权的种族，对它已经采取了缓慢而艰难地阻止。民主对于文明的一切更加美好的希望充满威胁，而建立在军国主义之上的君主政权的复苏——它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并非不自然的相随相依关系——又让前途十分渺茫。这时只得出现某个“屠杀之王”，因而民族之间会相互残杀起来。让英国处于危险境地，英国人就会战斗，在这样的极端时刻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屈从于全民从军的灾祸，我们这些岛民必定又会遇到什么可悲的变化！我愿意想到，他们为了保卫其人性的自由，甚至会采取并不审慎的行动。
一个有学问的德国人，向我说起他当兵的那一年，他告诉我假如再多一两个月他就会通过自杀来得到解脱。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勇气让我坚持不了一年。羞辱，愤怒，厌恶，会使我发疯。在学校时，我们每周都要在操场上“军训”一次。我只要一想到它，即使在四十年之后，我都会为那个巨大的苦恼战栗——在当时我是经常为此难受的。那种毫无意识的机械训练，本身就几乎让我无法忍受。我讨厌站在列队里，听到指令时一下把胳膊和腿伸出去，被迫整齐地踏着脚步。我觉得失去个性非常丢脸。然后，当我站在列队里，那个操练军士斥责我无能——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当他把我叫成“7号”时，我感到无比耻辱和愤怒，我不再是一个人，我成了机器的一个部件，我的名字是“7号”。见我旁边的人兴致勃勃、热情积极地进行操练，我常感到惊讶。我盯住那个小子，问自己，怎么我和他的感觉会有这样大的差别。他们还与军士交朋友，有的为“越出界限”和他走在一起感到得意。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对我而言，我想自己从没像憎恨那个肩膀宽大、表情严厉、声音刺耳的家伙那样憎恨别人。他对我说的每个字，我都觉得是一种侮辱。远远地看见他我会转身跑开，以免不得不向他敬礼，甚至神经变得紧张不安——这一点使我非常痛苦。如果有谁伤害过我，那就是他，他给我带来了身心两方面的伤害。我极其严肃认真地认为，自己从少年时代就有的紧张不安的问题，即起源于那些该死的操练时刻；我也相当确信，正是从那些不幸的时刻开始我产生了强烈的自尊——它成为我最麻烦的个性之一。这种性情当然是存在的，我本应该使其减少而不是加剧。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因为想到在学校的那个操场上只我一人才敏感得如此痛苦，而自鸣得意。但现在我非常确信，我的许多同学当时心里都把自己的反感压制着，即便那些喜欢操练的孩子般的人，我相信到了青壮年的时候，欢迎对自己及其同胞强行征兵服役的人也寥寥无几。从某种角度上讲，英国在被人征服下流血牺牲，也远比以热心积极或不加思考地接受强行征兵的办法获救好些。这种观点不会为英国人认可，但假如有一天热爱英国的人谁也不再怀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么这对于它将是一件遗憾的事。
二十
我已想到人们可以把艺术解释为：它是对生活激情的表达方式，此种方式既令人满足又永恒持久。这个解释适用于人们所采取的任何艺术形式，因为在艺术家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时，无论他在创作一部伟大的戏剧，还是在木头上雕刻一片树叶，他都从周围的世界某个方面的崇高享受中，受到感动和激励。这一享受本身，就比别人所获得的更为强烈，凭借一种力量——我们不知他是如何获得这种力量的——他用看得见或听得到的形式，将充满罕有生命力的情感记录下来，从而使那种享受更加强烈和持久。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艺术创作，即便他只是一个耕地的农夫，日出时在田野里哼出一些自称的优美曲调——这纯粹是健康与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他在生命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情趣推动下，唱着或努力唱着，而他也只能唱出质朴的歌词来。另一个也曾是个耕地的农夫，他歌唱雏菊，歌唱田鼠，或者创作出富有节奏的叙事诗《桑特尔的便帽》。不仅生活对于他有一种激情——它比让霍奇感动的激情更强烈和微妙得无法衡量——而且他用语言和音乐把这激情表达出来，从而传达到人们的心中，其魅力经久不衰。
在我国，一些年来人们对于艺术谈论得不少。我猜想人们开始谈论时，维多利亚时代真正的艺术冲动已衰退，一个大时代的能量几乎耗尽了。当实践活动衰退下去的时候，种种原则总是成为引起激烈讨论的内容。一个人成为艺术家靠的并非是思考，甚至不会以此在这方面取得一点进展——这与说某个“是”艺术家的人不能得益于有意识的努力，绝非一回事。歌德（那些在每一人性特征上都与他不同的模仿者经常强调的例子）对于他的《浮士德》就有过足够的思考。可是他青年时代写的那些抒情诗呢？它们就他所取得的成就而论并非毫不珍贵，而是他极其仓促潦草地胡乱写在纸上的，因为他无法停下来把它们写端正。我敢于写出这样一个古老的事实吗？——即使只让自己去看待——即艺术家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这样说似乎并不多余，因为现在已经听到对司各特轻蔑的批评，理由是他毫无艺术良知，他只是并不考虑风格地乱写，他在开始写作前从不精心策划——正如人们当然知道的，福楼拜就历来如此。毕竟，为什么没人听说有个叫威廉·莎士比亚的人，用几乎应该受到谴责的、漫不经心的方式写出所谓的艺术作品？有一个姓塞万提斯的粗心大意的人，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并不太认真——他在有一章里描述说偷了桑乔的驴子，但不久他即把这事简直给忘了，让我们看到桑乔骑的是一匹“花马”，好像啥事也没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不是有个姓萨克雷的人，他在一本极富“个性”的小说的最后一页不知羞耻地承认说，他在有一页里曾让法林托什勋爵的母亲死去，而在另一页里又让她活过来了吗？但这些艺术的罪人依然置身于世界顶级的艺术家之林——从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存在”在其批评家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对于生活激情的，既令人满足又永恒持久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