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春(10)

十九

我看到,有人正提高他那悦耳的声音称赞强制征兵的办法。只是每隔很长时间,人们才能在评论杂志或报纸上读到这类东西。我高兴地想到,多数英国人甚至像我一样因此受到影响,因恐惧和反感而觉得恶心。既然强行征兵在英国是不可能的,谁愿意冒险去说它呢?凡能够思考的人都看出,我们对于人身上存在的野性力量所采取的防范多么微不足道——拥有特权的种族,对它已经采取了缓慢而艰难地阻止。民主对于文明的一切更加美好的希望充满威胁,而建立在军国主义之上的君主政权的复苏——它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并非不自然的相随相依关系——又让前途十分渺茫。这时只得出现某个“屠杀之王”,因而民族之间会相互残杀起来。让英国处于危险境地,英国人就会战斗,在这样的极端时刻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屈从于全民从军的灾祸,我们这些岛民必定又会遇到什么可悲的变化!我愿意想到,他们为了保卫其人性的自由,甚至会采取并不审慎的行动。

一个有学问的德国人,向我说起他当兵的那一年,他告诉我假如再多一两个月他就会通过自杀来得到解脱。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勇气让我坚持不了一年。羞辱,愤怒,厌恶,会使我发疯。在学校时,我们每周都要在操场上“军训”一次。我只要一想到它,即使在四十年之后,我都会为那个巨大的苦恼战栗——在当时我是经常为此难受的。那种毫无意识的机械训练,本身就几乎让我无法忍受。我讨厌站在列队里,听到指令时一下把胳膊和腿伸出去,被迫整齐地踏着脚步。我觉得失去个性非常丢脸。然后,当我站在列队里,那个操练军士斥责我无能——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当他把我叫成“7号”时,我感到无比耻辱和愤怒,我不再是一个人,我成了机器的一个部件,我的名字是“7号”。见我旁边的人兴致勃勃、热情积极地进行操练,我常感到惊讶。我盯住那个小子,问自己,怎么我和他的感觉会有这样大的差别。他们还与军士交朋友,有的为“越出界限”和他走在一起感到得意。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对我而言,我想自己从没像憎恨那个肩膀宽大、表情严厉、声音刺耳的家伙那样憎恨别人。他对我说的每个字,我都觉得是一种侮辱。远远地看见他我会转身跑开,以免不得不向他敬礼,甚至神经变得紧张不安——这一点使我非常痛苦。如果有谁伤害过我,那就是他,他给我带来了身心两方面的伤害。我极其严肃认真地认为,自己从少年时代就有的紧张不安的问题,即起源于那些该死的操练时刻;我也相当确信,正是从那些不幸的时刻开始我产生了强烈的自尊——它成为我最麻烦的个性之一。这种性情当然是存在的,我本应该使其减少而不是加剧。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因为想到在学校的那个操场上只我一人才敏感得如此痛苦,而自鸣得意。但现在我非常确信,我的许多同学当时心里都把自己的反感压制着,即便那些喜欢操练的孩子般的人,我相信到了青壮年的时候,欢迎对自己及其同胞强行征兵服役的人也寥寥无几。从某种角度上讲,英国在被人征服下流血牺牲,也远比以热心积极或不加思考地接受强行征兵的办法获救好些。这种观点不会为英国人认可,但假如有一天热爱英国的人谁也不再怀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么这对于它将是一件遗憾的事。

二十

我已想到人们可以把艺术解释为:它是对生活激情的表达方式,此种方式既令人满足又永恒持久。这个解释适用于人们所采取的任何艺术形式,因为在艺术家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时,无论他在创作一部伟大的戏剧,还是在木头上雕刻一片树叶,他都从周围的世界某个方面的崇高享受中,受到感动和激励。这一享受本身,就比别人所获得的更为强烈,凭借一种力量——我们不知他是如何获得这种力量的——他用看得见或听得到的形式,将充满罕有生命力的情感记录下来,从而使那种享受更加强烈和持久。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艺术创作,即便他只是一个耕地的农夫,日出时在田野里哼出一些自称的优美曲调——这纯粹是健康与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他在生命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情趣推动下,唱着或努力唱着,而他也只能唱出质朴的歌词来。另一个也曾是个耕地的农夫,他歌唱雏菊,歌唱田鼠,或者创作出富有节奏的叙事诗《桑特尔的便帽》。不仅生活对于他有一种激情——它比让霍奇感动的激情更强烈和微妙得无法衡量——而且他用语言和音乐把这激情表达出来,从而传达到人们的心中,其魅力经久不衰。

在我国,一些年来人们对于艺术谈论得不少。我猜想人们开始谈论时,维多利亚时代真正的艺术冲动已衰退,一个大时代的能量几乎耗尽了。当实践活动衰退下去的时候,种种原则总是成为引起激烈讨论的内容。一个人成为艺术家靠的并非是思考,甚至不会以此在这方面取得一点进展——这与说某个“是”艺术家的人不能得益于有意识的努力,绝非一回事。歌德(那些在每一人性特征上都与他不同的模仿者经常强调的例子)对于他的《浮士德》就有过足够的思考。可是他青年时代写的那些抒情诗呢?它们就他所取得的成就而论并非毫不珍贵,而是他极其仓促潦草地胡乱写在纸上的,因为他无法停下来把它们写端正。我敢于写出这样一个古老的事实吗?——即使只让自己去看待——即艺术家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这样说似乎并不多余,因为现在已经听到对司各特轻蔑的批评,理由是他毫无艺术良知,他只是并不考虑风格地乱写,他在开始写作前从不精心策划——正如人们当然知道的,福楼拜就历来如此。毕竟,为什么没人听说有个叫威廉·莎士比亚的人,用几乎应该受到谴责的、漫不经心的方式写出所谓的艺术作品?有一个姓塞万提斯的粗心大意的人,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并不太认真——他在有一章里描述说偷了桑乔的驴子,但不久他即把这事简直给忘了,让我们看到桑乔骑的是一匹“花马”,好像啥事也没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不是有个姓萨克雷的人,他在一本极富“个性”的小说的最后一页不知羞耻地承认说,他在有一页里曾让法林托什勋爵的母亲死去,而在另一页里又让她活过来了吗?但这些艺术的罪人依然置身于世界顶级的艺术家之林——从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存在”在其批评家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对于生活激情的,既令人满足又永恒持久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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