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团部住了一天，便跟陈大仁同志一块儿回去了。
洞子里一切如旧，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动。我仍旧在三班吃饭，仍旧参加这个班战士们的一切活动。除了黄文元同志外，这个班还有一个挂花的同志，到休养所去了。我跟其余的战士们处得更熟。这个班牢牢地牵住了我的心。所以有一天团长到这里来，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很可以做三班副了。”我为这句话高兴了半天。
我说一切如旧，这只是不正确的、表面的说法。我很快地就注意到这里的生活跟从前并不一样了。我不能够再见到黄文元同志，这使我痛苦。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洞子里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他带着一脸火站在我的面前。但是跟三班的同志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正站在旁边听我们讲话，因为同志们不断地谈到他，好像他仍然活在大家中间，而且永远活在大家中间一样。大家尊敬他、热爱他，做任何事情都拿他作榜样，他的名字鼓舞着每个战友，大家都说：不要给黄文元烈士丢脸。每个人都骄傲自己是黄文元烈士的战友。在这个班里面，工作更积极，学习更有成绩，团结更加紧密——空气跟从前不一样了。
有一天上午，我听见指导员跟一班长和三班长讲话。指导员含笑地对他们说：“……这个班没有问题。不管交给它什么任务，都可以完成。每个人都可以做黄文元。”
就在这天傍晚，王国兴同志在跟陈大仁同志下象棋，忽然站起来说：“黄文元班还会出‘熊包’吗？”
陈大仁同志看见我走过，便唤住我说：“李林同志，黄文元家里有信来了。”他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信来，又加了一句：“指导员叫拿给你看看。”
我接过信来，取出信纸摊开读着。信是他的父亲寄来的，话不多，但是说明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家里人知道他立了三等功，很高兴；第二件，家里人都好，他妹妹读书成绩不错，父亲被选做军属模范，还到重庆去开过会；第三件，家里人要努力生产，迎接他胜利归来。我把信看了两遍。我又看信封，信封上有详细的发信地址。
“李林同志，你可以给他的父亲写封信吧，”陈大仁同志说。他的话也许是顺口说出来的，然而它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
晚上坐在洞子里，我想起我答应过黄文元同志的事，想起他最后说的应该把家里地址给我的话，我掏出笔来伏在炕上给黄文元同志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看见的事情（跟他儿子有关，而且不涉及军事秘密的）简单地告诉了他，让他相信他儿子并没有死。
我拿起笔，就放不下来。我一直在想着黄文元同志，我很激动，我觉得心里的话越来越多，必须完全倾吐出来。我开始写师长要我写的文章。我写了一整夜。敌人的稀落的炮声整夜不停。我的笔也就没有停过，到天亮我写完了我的文章。我用许多话说明一件真实的事情：为祖国献出一切的黄文元同志并没有死！
1953年6月22日在上海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