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9年，罗杰·威廉斯在罗得岛创建北美殖民地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直到在1739年前后开始的所谓“大觉醒”时期，这个教派才盛行起来。随着魅力超凡的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在北美殖民地的东海岸巡回传教，当地民众之中掀起一股日益高涨的宗教热情。在空旷的野地里，许多人为自己犯下的罪恶哭泣、尖叫、甚至晕倒。众人不是皈依基督教，就是重新树立了本已脆弱的宗教信仰。在这个时期，浸信会信徒的宗教情绪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主张信徒应当主动接受浸礼，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仅在新英格兰地区就涌出现100多个浸信会教堂。浸信会的牧师可以由世俗人士担任，教徒聚会又是自发性质的，因此，这一教派十分适合在具有民主精神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当中传播。浸信会牧师原先大多是平头百姓，所受教育甚少。他们往往不取报酬，却能够跋山涉水，前往其他教派传教士不曾涉足的穷乡僻壤进行传教。他们反对教会的权威，拒绝接受上级主教或某种教会等级制度的管辖。到18世纪末，浸信会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一支重要的宗教力量。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末，“第二次大觉醒”把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3个州的宗教狂热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宗教的复兴之火呈燎原之势，罗切斯特以及纽约州北部和俄亥俄州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为“火区”。以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为代表的信仰复兴运动者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举行通宵达旦的祈祷会。在这些以情绪大爆发为特点的戏剧性场合里，主角是一些坐在“忧虑凳”上、顽固不化的“罪人”，乡亲们在一旁敦促他们悔过自新。有罪者一旦悔悟，就会涕泪满面，跪地祈祷。传教士们讲述希望与恐惧，把天堂的美景和地狱的烈火栩栩如生地展现给众人。
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有几个方面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对洛克菲勒的一生有着特别显著的影响。19世纪20年代末，罗切斯特的激进新教徒要求禁止吸烟、跳舞、玩牌、打台球和演戏，抵制在星期天营业的商店。洛克菲勒说：“在我小时候或刚开始做生意的那段日子，我认识的那些浸信会信徒们服从个人道德和教会训导，不光在公共场所不跳舞，在任何其他地方也不跳舞，甚至认为跳舞是不名誉的……剧院被视为堕落的根源，虔诚的教徒必须远离。”洛克菲勒从小就建立一种牢固的意识：基督徒必须是一名能够抵御世俗诱惑的战士，永不违背教徒的行为准则。
浸信会传教士除了恪守严苛的加尔文派教规之外，还坚持平等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所有误入歧途的灵魂都能得到解救，并非只有一小部分上帝的选民才能得到救赎。浸淫于宗教之中的洛克菲勒形成下列观点：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救药的；人是按自由意志行动的，因而凭着意志就能得到拯救。浸信会的宗教教育推动他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永不停止地实现自我完善。这种注重自我完善的精神对19世纪的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洛克菲勒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加入了浸信会。由于在是否允许奴隶主担任传教士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南方9个州的浸信会代表在1845年5月宣布自行组建南方浸信会大会。北方的浸信会教徒坚持认为，废除奴隶制与反对教会等级制、提倡平民主义和清除社会罪恶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第二次大觉醒”无疑把个人对基督教的皈依与社会改革联系到一起，加强了人们对政治的参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可以尽情享用魔鬼酿造的朗姆酒，可是新兴的新教教派主张大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因而在19世纪20和30年代促成全国性戒酒运动的兴起。对于不关心政治的洛克菲勒而言，宗教限制了他的社交圈子，却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更加关心社会问题，为他最终跻身慈善家行列奠定基础。
假如约翰·D·洛克菲勒认为，要是没有“魔鬼比尔”的那些古怪行径，自己就会有一段平静祥和的童年，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伊莱扎和教会的作用。生活的艰辛在这位容貌平平、举止稳重、目光坚定的普通农村妇女身上激发出极大的毅力和智慧。“妈妈真的很了不起，”玛丽·安说，“她里里外外地操持着家务，而且应付自如。”尽管伊莱扎每天都阅读《圣经》，但她的书信表明她所受教育有限，因为她连最常见的字都会拼错。她对语法几乎一窍不通，有时一封信的内容就是一整条句子。
不管丈夫如何缺乏责任感，伊莱扎始终悉心照料5个子女。这种面对困苦却毫无怨言的坚强性格着实令人感动。比尔每次出门时，伊莱扎从来不知道他会去哪里和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尽管有海勒姆·奥德尔帮忙，尽管父亲的家就在奥瓦斯科湖对岸，伊莱扎仍然不得不在这座地处荒野边缘的小屋里独自同孩子们度过漫漫长夜。当她一边抽着玉米芯烟斗一边慢慢读着《圣经》时，必定也在担心有盗贼光顾。洛克菲勒最津津乐道的往事中就有一件是关于母亲如何沉着冷静地面对危险：
母亲得了百日咳，只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免传染给我们。她发现几个贼躲在房后准备下手，可是家里又没有男人。于是，她便轻轻推开窗户，唱起一首古老的黑人歌曲，好像全家人就要起床干活了。几个贼人被吓住了。他们在公路对面的车棚里偷了一套马具，便溜回小船走掉了。
早年的生活经历使约翰·D·洛克菲勒对妇女一直深怀敬意。与“镀金时代”的其他美国富商巨贾不同，他从来不把妇女当作男性的装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