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些人来说，出狱就等于是一次重生的机会—从他们犯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利用再次获得的自由脚踏实地做人。然而弗农却不是那种会反省的人，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的全部教训就是不要再染指公司支票。他还是老样子，一份工作干不了多久就放弃了。他仍旧有慢性背痛，工作的目的仍旧是只求能够勉强度日。
1940年的除夕之夜，密西西比州东北部的居民们纷纷向上苍祈求：自家的境况在下一个十年里要比前一个十年变得好些。当1941年的钟声在图珀洛响起时，本和阿格尼丝举办了一个宴会，邀请格林纳达家族的其他成员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弗农一家。本的侄子厄尔后来回忆说，当时屋子里充满烘烤食物的香味，“给了我们一种十分安全、安宁的感觉。男人们正围着餐桌打牌，女人们则聚集在厨房里闲聊、做饭，时不时还互相示意举杯轻啜，送走旧的一年。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埃尔维斯和我获准可以很晚睡觉。那是一个快乐的夜晚，在这个难得的时刻，你能感觉到，大人们没有在为一些你还没有开始明白的事情烦恼。”
两个小男孩时不时溜达到厨房，抓起一些刚烤好的面包，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快朵颐。厄尔说，当时埃尔维斯提议，到午夜的时候，他们俩合唱一首特别的歌，名字就叫《友谊天长地久》，埃尔维斯还卖力地教他歌词。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埃尔维斯给我唱那首歌时的清亮嗓音，听起来是那么美妙，”格林纳达回忆说，“他的调门很高，但十分清晰。当时我眼睛的余光瞥见，格拉迪丝和阿格尼丝同时把头转了过来听他唱歌，我还看见，格拉迪丝的眼里含着泪水。”
“埃尔维斯把这首歌反复给我唱了好几次，直到我终于至少可以哼出比较象样的曲调为止。然后我们每人咬了一大口面包，又从一个大杯子里喝一口牛奶。在我们两人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本给我们换了小杯。埃尔维斯就扮演起了酒吧里的服务生，小心翼翼地从大玻璃杯里把牛奶倒进两个小杯里。我们就开始碰杯，每碰一次就大声说一句‘新年快乐！’”
正当两位男孩儿一边互举牛奶杯庆祝新年，一边焦急地等待午夜来临时，他们各自的父母亲也在满心期待并祈祷：在下一个十年里，家人身体健康，家庭的生活得到改善—或者至少不再这么穷。
那时候大家肯定还忘了祈祷一件事：和平。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袭击，消息传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宁静笼罩着图珀洛。孩子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含义，但是他们看得出来每个人的脸上写满担心和忧虑。本来他们还指望大人们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当大人们也开始担惊受怕时，孩子们知道，情况十分不妙。
第二天，各个家庭的成员们都聚集在一起，聆听着广播。当他们听到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时，不禁互相靠紧了些。三天后，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也向希特勒的德国和莫索里尼的意大利宣战。几年来，美国一直在努力回避欧洲大陆燃烧的战火，而现在，它开始在两条战线上推动战争。
在图珀洛，乃至整个国家，几乎每一个符合条件的男人都参了军。
美国人对珍珠港遭到偷袭感到怒不可遏，这种怒火很快席卷了全国，正如当年二战刚开始时，举国上下普遍不愿意本国卷入战争的情绪一样。
尽管普雷斯利家谱中宣称，弗农被免予服兵役，因为他向政府申诉说，他的家庭生计完全依靠他一个人—其实当时大多数佃农家庭的情况莫不如此—可能性更大的是他没有通过体检。因此，他只能在一旁看着亲戚朋友们离开家，纷纷投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中。虽然没人愿意失去生命，但是不可否认，战争推动了当地经济以及美国经济发展。不过李将军的故乡（指密西西比州）仍然十分贫困，公共事业振兴署再次介入，为协助战事而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弗农受雇在密西西比州某地帮助政府建造一座战俘营，这次他倒是自始自终一直干到工程完工为止，因为他把这份工作看作是自己在为战事贡献一份力量。
当最初的激动和迷茫过去之后，战争就变成了一种人们熟悉的背景噪声：人们意识到战争的存在，但他们只是在茶余饭后才会关注它一下。对于埃尔维斯来说，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想方设法帮助母亲减轻负担，然后挤出时间让自己放松娱乐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