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诗”这个概念在汉语诗歌的语境中头一次富于尊严感和挑战性的被提出来，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此前，外在勉强具备这一征候（内在追求实则南辕北辙）的作品，要么被当作“百花齐放”的最后一朵，要么倍受歧视地被当作“历史个案”来对待，因此我从来都拒绝用所谓“白话诗”、“民歌体”或远溯王梵志的方式来搅这个严肃的局。
“口语诗”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的背景正是“第三代”主要诗人所带来的第一次口语诗热潮，它由1982-1985年诗人的地下写作实践，通过1986年“两报大展”以及在此前后主流媒体对其做出的“生活流”误读而给予的肯定从而占得舆论的上风，1986-1988年是口语诗写作迅速升温终至泛滥的两年。90年代，“口语诗”实践中的激进分子借理论界盛行的“后现代热”来和“死亡崇拜”、“历史崇拜”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做舆论上的对峙，1999年爆发的“盘峰论争”正是十年对峙所积压的矛盾外化的一大表现。此后，以“口语诗”的实践者们为实体的“民间写作”再度占得舆论的上风，“口语诗”的风格特点和“口语诗人”的存在方式也十分自然地与新世纪到来后的“网络时代”相交，由此带来了“口语诗”写作的第二次热潮。现在，我们正是坐在这第二次热潮的浪尖上来谈论“口语诗”的发展。
据说，“第三代”是在80年代在对“朦胧诗”的反拨中来确立自己的，可是韩东在当年就曾呼唤“朴素”；据说，“后现代”是在90年代对“前现代”的解构中来确立自己的，可是我在当年就曾强调“人话”--这么表述我是试图打破人们一谈及“口语诗”时那种不走脑子的“后置”思维，似乎永远是先有什么然后我们针对什么才做了什么似的。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范畴内的“口语诗”从来就不是一种仅仅应用于写作的策略，而是抱负、是精神、是文化、是身体、是灵魂和一条深入逼近人性的宽广之路，是最富隐秘意味和无限生机的语言，是前进中的诗歌本身，是不断挑战自身的创造。整整20年来，汉语中的“口语诗”走过了自发轫到渐趋成熟的过程：前期的带有欧化译体特征的拿腔拿调的叙述已经走入后期的气血迸发脱口而出的爽利表达；前期的以文化观念来解构文化观念的笨拙解说已经走入后期置身于生活与生命原生现场的自由自在；前期的日常主义已经走入后期的高峰体验；前期语境封闭中的软语和谐已经走入到后期诗风大开中的金属混响--汉语诗歌也正是由此获得了一个强健的“胃”，由“口语”的材料铸成的一个崭新器官，它的消化功能开始变得如此强劲：一条由“口语”原声现场出发，增强个体的“母语”意识，通过激活“母语”的方式而将民族记忆中的光荣拉入到现代语境之中，从而全面复兴汉诗的道路--已经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它已在某些诗人的脚下清晰地延伸向前。这是一条伟大之路，它由所谓“口语诗人”踏出出自艺术规律的必然。
我曾发问：既然我们“口语”老被“另”出来谈，那么“非口语”又是什么形态的语言？书面语么？那好，如果一个人的写作是无视并且回避语言的原声现场，我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抱负低下的写作吧。理论上辩不清的反对派通常会拎出几个门都没摸着的文学青年的浅陋习作来作为对“口语诗”的攻击，此种方式堪称下流。最终的结论貌似“霸道”但现实却明摆在这里：也只是在平庸的舆论和生态环境中，“口语诗”才与其它的什么“多元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