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7月初，我在《唐》上贴出了自己前一个月的诗歌新作后，诗人于坚以跟贴的形式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看到你的这组新作，为你的创造力的饱满高兴。‘一耳光’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你的诗总有一个‘模糊地带’，在清楚中的不清楚，这是口语诗人学不会的。和你的胆结石有关。我喜欢你的一点是，你和我一样，是在文坛的铁板下面自己拼开血路杀出来的。九十年代你周围有那么多人么，那时代的环境比今天恶劣得多，有谁扶植过你，而反过来，谁又把你伊沙扼杀掉了，这就是生命，就是创造者的力量，独自，一个人，面对死亡，面对铁板一块的周围，在钢板上舞蹈。真正有力量的诗人，是不需要那种伪善的文学保姆的。诗歌不是什么的成长，需要园丁，开始就是结束。我国喜欢当园丁的鸟人实在太多了。我这人有点残忍，我以为，写作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你一生一世的个人奋斗，或者手淫。不是什么扶老挟幼的鸟运动。新人？新人与我有什么鸟关系。我就是不扶植新人。因为我不想当旧人，我也没有那个鸟功夫，去当一只假惺惺的老母鸡。我以为对于那些真正的创造者来说，这是对他的侮辱！你常常说受到我的某些影响，那是你和我的作品的关系，如果说有什么扶植，这就是扶植。我也在你的诗歌里得到过启发，这也是扶植。如果写得出来，你就写出来，写不出来，再怎么塑造，也是塑料的。你不是塑料的，你是自己长出来的，你是一根鸡巴！当年骆一禾就这么调侃过我，说我的诗歌是精液，到处乱喷。这时代的诗人已经如此脆弱了么，尼采的超人在哪里？只剩下江南才子了么？必须要抱成一团？或者捏成一团？”“如果中国有那么多人热爱当保姆，让他们当好了。我不把这种人视为同志。我蔑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作协主席。庞德先生也许算是一个老主席，但对于我，我会说，滚开，如果命运要我一辈子出不来的话，我会自觉自愿呆在黑暗里。”“我对所谓‘断裂’其实是深不以为然的，难道它会比爆响在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在我们许多人的诗歌中的咔嚓声更有力？更具空间性和质感？”
当时我初读此信时更多是沉浸在一位我所尊敬的写作者对自己十年历程给予充分理解的感动中，并未意识到于坚此信中有着一个具体明确的针对性，直到韩东在《诗江湖》上做出如下反应：“70年代从来不是一个诗歌理论，它指的是70年代以后出生诗人和作家群，它也就是你说的‘新人’。新老作家是有区别的，这区别当然不在谁优谁劣上。知识从发表和被关注的角度说，新作家处于弱势。他们的年轻，作品发表和被承认的困难都是一个物理事实。我对70后的支持和呼吁只于此。我不觉得他们比60后出生的作家写得更好，当然，我也不觉得他们就写得更差。当然，年轻一代的作家原则上不需要任何人的支持和呼吁。这种支持和呼吁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但如果上这样做会得罪什么人，想必会是60后或50后出生的作家，是他们心中有鬼。支持和呼吁会得罪一些人，说他们写得并不一定就差就更冒犯众怒了。我是否应像有人要求的那样，在此等事情上保持沉默？或者暗示年轻人的写作不值一提？如果我能明确表态老年人写得更好，那就更无可挑剔了？我并不想做什么代言人，如果你讨厌我这一点大可不必。像你一样，面对诗人或作家我会说三道四，赞赏一些人而反对一些人。不同的是你赞同李白和麦城，而我赞赏的是乌青、竖、尹丽川、李红旗、巫昂、朱庆和等等。”
接着是杨黎发贴，观点针对于坚；于坚再度发贴回答杨黎；韩东再度发贴针对于坚；沈浩波、朵渔分别发贴针对于坚；于坚三度发贴回答沈浩波；韩东三度发贴针对于坚；何小竹发贴针对于坚，最后于坚贴出诗作《成都行》，论争自动结束。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过程和其内在逻辑呢？--不推举新人者或者说这方面工作做得少者（于坚）认为不推新人有理；推举新人或者说这方面工作做得多者（韩东）认为推举新人有理；准备推举新人或者说正在开展这方面工作者（杨黎、何小竹）认为推举新人有理；新人或者说正在开展这方面工作的“老新人”（沈浩波、朵渔）认为推举新人有理--是这么回事吗？如果仅仅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些，那么我就认定这是本年度最无聊的一次争论。面对新人，推还是不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伪问题”。想推就推不想推就不推，或者是能推就推不能推就不推，或者是有条件就推没有条件就不推（难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推吗？）……还能怎么样？推了又怎样？不推又怎样？被推又怎样？没被推又怎样？这里面真有那么多深刻复杂的大道理吗？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