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概是1998年上半年吧，我在学校传达室接到一封寄自母校北师大的来信，写信人是一个名叫“沈浩波”的正在就读于母校中文系的大三学生，他除了在信封里夹寄了两份由他参与创办的《五四文学报》外，还在这封长达数页的信中将中国的新诗史按照他的理解“掳”了一遍，我很快写了回信--现在可以回头试想一下：我当时会不会不回他的信？回答是否定的，他来自我深怀感情的母校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这“孩子”在信中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才气、素质和禀赋是明摆着的，我当不会拒绝。
在我看来，这位年纪小我整整十岁的“同门师弟”在其长信中所勾勒出的“中国新诗史”的这份“论纲”是相当准确和有水平的--我也能够看出：这其中有我的母校母系（我至今还对它珍藏着“中国大学中最好的中文系”的美好印象）教育的结果，也有他个人的消化和理解。我已经忘记了在当时给他的回信中是否谈及了我对他信中所谈内容心存的两点异议：一是把欧阳江河说得太神了，抬得太高了；二是在谈到我的诗时用的还是当时评论界惯用的那些俗词：“另类”什么的。从《五四文学报》等处看到：他那一段署名为“仇水”发表的诗歌中也有明显受到欧阳江河影响的外在浅表特征，后来真正认识之后，他更是向我坦承：他是从读汪国真开始写诗的。他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多么欣赏他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表现的是一份大气！我就有过一大纳闷：汪国真当年数以百万计（保守估计）的青少年读者和今天诗歌网上动辄以“你是汪国真”来攻击他人诗作的虫子们到底有无关系？是何关系？对此我深表怀疑。另外，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头两年里我与“知识分子诗人”西川因稿事通过两封信，在信中我曾向这位仁兄坦承：我少年时代曾受到过舒婷、傅天琳的影响。数年过去，到了上世纪末的“盘峰论争”时，这个西川在他那篇将“民间”诬为“黑社会”的文章中用“有信为证”的口气“揭发”我：曾受过傅天琳的影响。在他看来，这很可笑么？好像是什么罪证似的？他以为将之公布出来就可以打击我--这怎么可能？！我在我的一篇自述中曾经这样回应道：“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写出来就可以打击了这个人？！对我来说这是随时可以写出来也正准备写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对非诗类的文字我宁愿等待时机），西川替我先把它说出来也很好。但我太熟悉西川这类‘知识分子’的趣味和心理了，所以我在《究竟谁疯了》一文中对这位深受李白、惠特曼、聂鲁达、庞德、博尔赫斯交叉影响的北京诗人做了毫不留情的反击。师傅牛B我牛B--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逻辑，傻B！”--按照此种傻B逻辑，我现在告诉大家：沈浩波最初开始诗歌写作还能和汪国真扯上一点关系，就是一种至为有力的“揭露”了么？！而且“无信为证”，小沈当面说过的话他完全可以不承认的，有没有第三者在场可以作为“证人”？我早就搞忘了。
一个从读汪国真开始写作，也曾向欧阳江河暗自偷偷学艺的京城“校园诗人”--我愿意遵照印象中的真实来描述沈浩波的起点。在以享有某种阅读特权的“中高干子弟”为发轫特征的中国大陆现代诗的“传统”面前（与此相应的：享有聆听特权的“文工团子弟”是摇滚音乐的发轫特征），我特别愿意说出我们文学出身的卑贱（我在喜欢傅天琳之前还曾喜欢过雷抒雁呐！），怀着一种真正的光荣！幸好，我们共同的母校北师大也正好是那种不会给它的学生以任何虚妄的集体优越感但在提供的教育质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学校，所谓“师大师大，人民养大”的与身俱来的平民性，这就使我们和那些老是要把自个儿的写作和一所学校联系起来的人有了本质上的差异--而这是十分重要的。
在错过了1998年暑假的一次见面机会之后，我和小沈在1999年初的北京相见，站在我面前的他是一副留分头、戴黑边眼镜、围着一条大围巾的平民书生形象，开朗、健谈，很有活力的样子，也暗藏着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匪气。这时他的谈话内容，与大半年前的信中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对此我并未感到突兀，因为这半年里他和我一直保持着还算密切的联系，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见到侯马以及后来见到徐江之后，都曾兴奋和不无激动地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在与两位“师兄”的交谈中所得到的诗学观念上的启迪和收获--也正是在此大半年中，他观念飞跃，诗风急转，开始用口语的方式写诗，虽然还是不无粗糙的，也未得口语诗精妙之处的诸多要领，但却一下子从京城“校园诗人”的普泛趣味与腔调中跳了出来……
在当年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曾当面对着徐江和侯马感叹过：“我们是没有师兄的人！”--从这一点来说，小沈是幸运的，小沈的幸运正是我们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