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提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爱因斯坦已步入中年，他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关系程度超过了对科学的关心。虽然他仍然在关注量子力学相关论文的发表，并向学术界通报对统一场论研究的进展情况。实际上，统一场论的研究已陷入困境，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总体而言，他对物理学方面的创造力已大不如前。这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科研效率降低在物理学和数学研究领域的例子层出不穷。大多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主要成就和创造都是在他们事业初期、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完成。爱因斯坦的一个科学界朋友在1925年末评论说：“爱因斯坦可能钓鱼去了。”当然，因为开创性的巨大成就和超凡的个人能力，他作为在世最伟大物理学家的名望和对学术界的影响并未因为学术上成果有所减少而不复存在。相反，他在许多年轻的物理学家心中还是如高山仰止般的物理学泰斗，他们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给他寄去自己的论文，希望获得指教。比如，天体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曾收到爱因斯坦回信，信中认同他理论可能正确，伽莫夫顺手在回信的下面写道：“当然了，这个老人现在对任何事都表示同意。”专业组织也因为他的巨大贡献继续对他保持尊敬。大约两年内，从1926年到1928年，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给他颁发该学会崇高的金质奖章；在英国具有崇高地位的皇家学会也给他颁发了科普利奖章，是该学会的最高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轮流颁发给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苏联科学院也授予爱因斯坦荣誉院士的头衔。
爱因斯坦将他的旺盛精力更多地花在倡导和平主义的社会活动上。在一战爆发过程中，他一度放弃了和平主义努力，认为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力气。战后，他重新致力于这一理想以阻止未来的战争。1922年，他支持发布了一本宣传和平主义的宣传册子，宣称科学家赞成和平主义者的目标是因为科学研究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完成工作。此外，“当人们服从当局的命令准备进行有计划屠杀的时候，参加或准备参加战争，那么他无权称自己是基督徒或犹太人”。1925年，爱因斯坦再次强化了自己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他在一份反对强制兵役的声明上签字。其他的签名者包括印度的和平主义者、非暴力不合作独立运动领导者穆罕德马·甘地、印度诗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韦尔斯以其短篇小说和科幻小说享誉文坛，如他的《时间机器》、《世界大战》等）。爱因斯坦认为，只有国际上共同努力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反对强制兵役的体系，战争才能真正被废除。他在1931年写道：“有两条道路反对战争——合法的途径和革命的途径，合法的途径是允许全面推行志愿兵役制而不是将之局限于只有某些特权人士才能享受，而是使之成为全民的权利；革命的途径就是实行不妥协的反抗，打破军事主义和平时期大权在握战争时期同样掌控国家资源的局面。”
1925年，保罗·范·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汉斯·卢瑟成为德国总理。兴登堡1928年从德国军队退休，但是对政治还抱有很大兴趣，在完成第一个任期后，1932年他再次连任德国总统。兴登堡当政期间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应对希特勒崛起，甚至迫于压力在1933年1月任命他为政府总理。不过由于兴登堡在德国人中拥有崇高声誉和众多的支持者，希特勒在他活着的时候尚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颠覆宪法规定的政权体系，直到兴登堡1934年在任上去世。在新总统选出来之前的过渡时期，希特勒的新法西斯青年组织建立，他的《我的奋斗》也出版了，随后德国宣布加入国联。同一时期，纳粹头子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成为纳粹党的党魁。
1927年秋天，新一届索尔维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们再次共聚一堂。这次大会讨论的是新诞生的量子理论。大会的明星是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贯穿整个大会的精华部分是他们俩在量子力学理论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论战。在这次大会后，他们间关于量子理论的辩论一直持续到爱因斯坦生命的尽头。一年以前的1926年，爱因斯坦给物理学家麦克斯·波恩的信中说：“量子力学非常值得关注，但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目前的研究并不在正轨上。这个理论产生了很多成果，却没能让我们离真理的奥秘更近一步。我无论如何坚信，上帝不会掷骰子。”后来他也写过类似的句子，那是多年以后的1942年，他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想偷看上帝将出什么牌确实很困难。但我一秒钟也不会相信上帝会选择跟这个世界玩骰子。”据说，听到爱因斯坦关于上帝的表述之后，玻尔回击爱因斯坦说：“嗨，请不要再教上帝该做什么！”
汉斯·艾尔伯特此时已23岁，他向家里宣称将与年长自己九岁的弗里达·科内契特结婚。爱因斯坦强烈反对这门婚事，连米列娃也觉得弗里达不够好。1928年，汉斯已和弗里达结婚后，米列娃给朋友写信说汉斯看上去“吓人地糟糕”，而“他的妻子不懂得如何照顾他，她想的只是她自己”。弗里达其实是一个很温和、聪明的女子，后来为汉斯生了三个孩子——戴维，克劳斯和伯纳德，其中只有伯纳德活过六岁并长大成人。1941年汉斯和弗里达还收养了一个女儿伊芙琳。
1927年是艾萨克·牛顿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学术界在世界范围内举行隆重仪式表达对伟人的尊敬。爱因斯坦应英国主办方请求为这位前辈科学巨匠撰写颂词。他利用这个机会也把英国大大地赞扬了一番，称英国设法做到了让其科学的传统和尊重知识的气氛代代相传，使得人类的精神得以“高扬”。他指出牛顿之后的理论物理学界的几乎所有进步都是基于牛顿的思想上的进步。他还不忘揶揄一下学术上的对手，称只有量子理论好像是牛顿微积分数学被人错误应用的产物。
1928年2月，爱因斯坦的良师益友、荷兰物理学家H.A.洛伦兹不幸辞世。爱因斯坦匆忙赶赴荷兰莱顿大学在洛伦兹葬礼上作悼词，他在悼词中称洛伦兹是“我们时代最伟大最高贵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就像对艺术珍品的要求，即使是最小的一处细节他都能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吝惜自己的好心和慷慨，他为人公平，而且具有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真实而直觉的理解，这使得他成为任何他所涉及领域的领袖”。爱因斯坦后来还说洛伦兹是他一生中遇见的最重要的一个人。
1928年3月，爱因斯坦在瑞士境内游玩时突然罹患严重心脏病，被紧急送医治疗。这一病就是四个月卧床不起，而且足足花费了一年时间才完全康复。他越来越需要一个能干、可靠的人帮助处理不断增长的个人事务和通信联系等日常事务。爱尔莎忙于家务显然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因此，在爱尔莎的帮助和同意下，爱因斯坦雇用了年轻的海伦·杜卡斯作他的私人秘书。海伦没受过几天正规教育，基本上自学成才，十五岁就离开学校照顾家庭，她在爱因斯坦剩下的岁月里一直陪伴他们夫妇，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爱因斯坦和海伦建立了和谐的工作关系，并且将这种关系持续二十七年而没发生什么风流韵事。海伦对爱因斯坦十分尽心，全力维护爱因斯坦可亲、富有爱心和仁慈而毫无心计的天才形象，并且尽力保守爱因斯坦私生活的隐私。爱因斯坦死后，海伦·杜卡斯成为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各种论文和资料的法定托管人和专职保管员，直到这些资料1981年底被搬到耶路撒冷——这项工作成为她晚年生活的目标。海伦·杜卡斯是一个聪明、害羞的女人，有着过人的才智，并且善解人意，她对物理学家厄内斯特·斯特劳斯的一段评论让她在圈内广为人知。那是当她在普林斯顿被第二次介绍给斯特劳斯认识时，她说：“我当然认识你，你小时候行割礼时我还在场呢。”在杜卡斯晚年的时候，健康已很不好了，无法胜任爱因斯坦文稿的保管工作，于是便依爱因斯坦遗嘱将他的这些手稿、著作、文件等都移交他生前一手帮助建立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移交完爱因斯坦的资料、手稿遗产后不到一个月，海伦·杜卡斯便在普林斯顿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爱因斯坦所兼的多项工作中又增加了一项——兼职担任和平主义组织德国人权同盟的董事，这些额外的工作促使他1928年不得不雇用海伦为全职秘书协助工作。到了1917年，劳累过度的他再次病倒了，不得不卧病在床好几个月，无法参加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他拜托科学院同事定期到他家，替他将论文和演讲稿带到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