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后来怎么样了？
科尔急匆匆地赶到我们这里，指责我们忘恩负义，说他为东部做了许多事情。
您当时害怕吗？有没有想过：“他要把我开除”？
不是特别害怕，但感觉很不舒服。会议结束后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公开场合反对他的意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担任环境部长时与汽车工业打过交道，很清楚的是，每当他们不赞成我的意见时，他们就会马上去总理府，之后他们总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方面，我还必须代表我的当事人和我所在部门的利益。
罗兰特·考赫说过，科尔只认真对待这些不顺着他说话并能够忍受他第一次发火的人。
是的，可以这么说。而且，科尔很注意产生分歧时涉及到的是事，还是人。我觉得，这很有特点。可以说，我来自一个很现实的世界，我在东德不会有“个人”的发展。在那里，个人的特点只能从工作范围内得以表现；我必须学会懂得一点，那就是政治本来就不是单纯地由一件件事情构成的。在赫尔姆特·科尔那里能够学到很好的东西。
在内阁总理科尔的身上有没有值得您敬佩的地方？
有，每次当我们要采取行动，准备迅速做某件事情时，他都会准确无误地觉察出来。我不知道，他是从我们的准备步骤还是从其他举止中察觉出来的。实际情况就是，他能马上注意到这些。接着他就像往常一样，提醒我们切忌匆忙草率，这对我们确实是有帮助的。
您同科尔密切合作8年，这中间是否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什么适应？在8年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例如吃冰淇淋。
您说什么？
我还记得同记者们的一次聚餐。您饭后是不吃冰淇淋甜点的，一般来说，您的桌上没有冰淇淋。但是，在社交场合中，这位总理喜欢摆满丰盛的饭菜。有一次，我发觉您完全不同以往，当时科尔把一份特大的冰淇淋亲手给您递过去，您就乖乖地吃掉了。
这也许是我惟一喜欢吃的那种黑森林冰淇淋吧。严格地说，我确实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当昂纳克在联邦政府的允许下出走智利时，萨克森州环境部长阿诺尔德·瓦茨对此表示抗议，并退出了基民盟的基本纲领委员会。当时我对科尔说，我认为瓦茨的行为是错误的。科尔简单地向我建议说：“那么您给他写封信，然后给我一个信的复印件。”
他想强迫您对此事表态……
是的，他有这个权利。暗地里发火，对他无济于事。不管怎么说，我后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阿诺尔德·瓦茨，究竟是以书面形式还是以口头形式，我记不清了。四周后出现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科尔和瓦茨在莱比锡见了面并一起吃了饭。科尔由此又多了一位好友，他的典型特点是对固执的人感兴趣。
人们能否从“向科尔学习”的口号中想到一些什么东西？
人们会想到的是：坚持脚踏实地，注重政治领域中的个人价值，直接面对现实。最主要的是，不仅要面对现实，而且要着眼于将来。
您从科尔那里是否也学到了这个道理，即党内的朋友不是永远的朋友？
难道一定要学这个吗？正常的怀疑态度就可以了，人们对待一切事情不应该只看其表面价值。
这听起来颇有说服力，没有任何恶意。或许默克尔的那些解释者们的观点是对的。他们认为，您从科尔那里首先学到的是，怎样坚定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便忍辱负重也在所不惜。
我该说什么呢？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考虑到，科尔在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时，党内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我没有经历过。我加入基民盟时，基社盟已经与它联合在一起了，特奥·魏格尔是财政部长，而海纳尔·盖斯勒已经不是党的总书记了。两德统一后，科尔进入了一个被人高度肯定的时期。当基民盟的发展出现偏差时，这个时期就已经过去了。对赫尔姆特·科尔而言，当时一些基民盟的州长倍受他关怀照顾的年代也基本上过去了。
总而言之，您还是要感谢科尔的，对吗？
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尔，但我认为感谢这个词在这种情况下用的不恰当。因为我自己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
1998年大选落败后，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新上任的党总书记默克尔非常重视让党尽可能顺利地摆脱“老人”的影响。
上帝知道，这项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难。显而易见，新的党主席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而科尔则将要退出权力的中心。地位的转变对于他、对于我们来说都很困难。但有谁能预料到，16年后出现的这个转折又将一切都重新拉回到了以前。举个例子说吧，科尔当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基民盟委托一位新的宣传设计人。我们在对外形象方面必须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尊重以前的成就。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一个新形象，也需要做许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1999年埃尔富特党代会的时候，科尔看到主席台的蓝色背景后有些吃惊。因为以前一直都是白底黑字。有时我想，不少类似的事情可能会让他觉得，我是专门做出来惹他生气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