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在信函上是怎么写的，是女部长还是部长？
我没有仔细看过，可能是女部长。这是个习惯问题。在我任环境部部长时，又被称呼为部长，没有表示性别的词尾。因此我必须得像男部长那样使用再生手纸。我只是觉得，人们常常不尽情理地称呼我，就像在东德那样，我常常称自己为物理学家，而不是女物理学家。
您肯定不主张表示女性的词尾大写，例如“女学生”，是吗？
是的。我既不主张词尾标有斜线符号，也不赞成大写。
在基民盟内部，有些人视您为外来人，同时又是无孩子的女士、离异者、基督教徒，您是否有所感觉？
没有，没有直接的感觉。离婚肯定会引起基民盟党内宗教人士的议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公开地谈论自己的离婚问题。我当然不愿意宣传这件事情，不想经常把离婚挂在嘴上。我只想告诫自己，这是失败的生活。
您职务上的快速升迁在基民盟内引起了嫉妒和猜疑。我想，基民盟的其他女士们恐怕也很难认可。
什么叫很难认可？您应该想一想下面的情况:赫尔姆特·科尔在1990年时几乎把所有涉及妇女的岗位都让给了东德的妇女，例如克劳蒂娅·诺尔特任议会党团妇女政策发言人，玛利娅·米夏尔克任议会党团家庭政策发言人，萨彼娜·贝格曼-波尔任卫生部副部长。如果人们认为，妇女从政需要奋斗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有地位的合适岗位，那么科尔的这些做法对那些来自老联邦德国的妇女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障碍。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基民盟党内不少女士相互竞争为数不多的职位，而男士们相互竞争的政治空间比女士们要大得多。这种观点将会使很多人感到悲伤与生气。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妇女们的协作精神难以发挥出来，更不要说团结互助了？
这个命题不正确。她们有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协作联络的系统，而且在近10年来发展很快，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例如妇女在政界的成绩已经非常突出。一批女记者、女政治家以及经济界的女士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完全摆脱了意见不一和兴趣相异的影响。
真是这样的吗？您与女记者打交道比男记者更容易吗？
不，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您谈的是协作精神和团结互助，因此我说，她们有了紧密的联系，不受意见不一和兴趣相异的影响，比以前更能谈在一起了。
那么有没有哪位女性记者对您说：“亲爱的默克尔女士，应该把您的发型这样或那样做一下” ？
有过，当然有过这种情况，但我们的交流远不限于发型的讨论。有许多妇女常常对我说，怎样做是对的，什么是我必须改变的。这与90年代初相比完全不一样了。
我曾经提拔了一位女性为一个部门的领导，结果引起了我们编辑部全体女性对我的不满。
类似的情况今后可能还会发生，为什么女性就该与男性不同呢？如果能够像男性那样习惯于合理的互助协作，女性自然也会很有成就的，这种认识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她们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同情。
您知道吗，施罗德-费舍尔内阁的女成员每周聚会一次，共进早餐？
听说过，这我可以理解。但这是否真有必要，我不想多说。
您是党的主席，也是议会党团主席，您的办公室由一位女性来领导，而且拥有一位女发言人，这就是所谓的“娘子军”之说。
这确实是我至今为止所听到的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语言创造。如果一位处于领导层的女性把重要的工作岗位分配给女士们承担，这肯定有其特殊性，也许也会因此而产生某种神秘感。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娘子军”这个词既阴险又滑稽。
那么查一下名单，在默克尔的领导层周围究竟有多少男性？
好，情况是这样的，即便男性做领导，他们所聘用的几个秘书也都是女性，我也同样如此。我有一个女办公室主任，名叫彼特·鲍曼，她的副手是位男性；夏娃·克里斯蒂安仁在彼得·辛茨任总书记时就是基民盟新闻发言人，我继续任用，她的副手也是位男性；在计划组根本就没有女性;基民盟总书记福尔克尔·考德尔是位男性;基民盟财政负责人约翰内斯·冯·塔登是男性。总的来看，在两个关键位置上，即办公室负责人和新闻发言人我用的是女性。不过，现在的联邦总理施罗德先生任用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一位女性。
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一个“权力的威严程度”取决于掌权的人，对女性来说，其“权力的威严程度”是否很难达到光芒四射？
我想，权力的光芒四射与其本人的成熟程度、生活经历和自我意识息息相关，并非是性别差异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