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您并没有阻止自己这样做。
我自己不是非常迫切想得到这个职务，可以这样说，当时党内已经有了把我作为党主席候选人的倾向，但我自己对这种倾向持保留意见。
是否可以说您推动了这个倾向的发展？您搞了地区性的会议，人们说这是“安吉路线的表演”。
举行这类会议是事先就决定了的，是为埃森党代会召开举行的预备会议。人们不可能预先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您的阻力很大。2000年2月27日，星期五，即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选举之前，吕赫、迈尔茨、施多伊贝尔和彼登科普夫等人在吕贝克市政厅的地下室酒店交换了意见，倾向于推举一位州长作为党主席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第二天就传说彼登科普夫为候选人。
这次聚会以及据说已经达成的默契，后来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造成的结果是，许多想选我做党主席的党内同仁更加坚定地支持我。因此有关这次聚会的说法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不安。
地区性会议结束之后，几乎没有人再有机会与您竞争了。
当时我很清楚，任何激动的情绪都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得以缓减。机会已经朝我走过来。
当时亲联盟党的媒体，例如《明镜》周刊、《明星》周刊、《时代》以及《周报》等很少见地步调一致地发表文章，同时宣传安格拉·默克尔。您对此没有感到奇怪吗？
这一点我当时也看出来了。这些媒体基本上是同赫尔姆特·科尔个人打交道，并没有表现出对基民盟党的亲密态度，而且它们对基民盟的了解也是很有限的。简而言之，我不可能阻止媒体的舆论导向，我也没有资助过它们。
党内对您的期待是什么？是希望安格拉·默克尔会把一切事情重新引入正轨吗？
当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基民盟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必须重新寻找出路。在埃森召开的党代会选举我当主席后，许多人都说这个决定诞生于党的危难时刻；有些人说这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解决办法；后来也有一些人公开对我说，人们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长期担任党主席；种种疑虑可以理解。毫无疑问，我的经历很不寻常。
这种不寻常的经历两年后又反映在了总理候选人的问题上。您是否认为，2002年1月推举施多伊贝尔作总理候选人的决定是失败的？
首先，我一直坚信一个大党的主席必须有能力参与竞选，否则他或她就不适合担任党主席这一职务。其次，基民盟还没有出现过因党内无候选人而让位于基社盟的情形。基民盟和基社盟一直共同推举候选人。1976年和1980年我们都遇到过是推举科尔还是斯特劳斯以及推举阿尔布莱希特还是斯特劳斯的问题。另外，这位被推举的人必须是自愿的。我对自己作候选人也认真地考虑过，最后还是确定推举埃特蒙德·施多伊贝尔，既是对党的负责，也是我自己的意愿。
那么重新放弃这个决定就更加艰难了。
是的。但当时很清楚，基民盟和基社盟联合推举埃特蒙德·施多伊贝尔作为总理候选人参加竞选是较为合适的举措。
您对基民盟的一些领导人公开或暗地支持施多伊贝尔感到生气吗？
这正是我刚才所说的团结问题。当时的形势我看得很清楚，我不想把党带入一个危急关头。从结果来看，我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别无其他选择。许多人肯定会说，这位女士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而且成效显著，她到底能为这个党做多大的贡献呢？有些人对我作为总理候选人在处理经济或外交这些复杂的专业领域的能力表示出怀疑。还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全德国社会也还没有给予答复，就是，在德国，女性能否做总理？
“女性”能行吗？
当然能行。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但以前还没有这个自信。我的同事在讲到议会党团主席的时候曾坦率对我说，他们很不习惯一位女性对他们发号施令。
您去沃尔伏拉茨豪仁会见施多伊贝尔，同他共进那个著名的早餐时，您是有种轻松的感觉呢，还是有种失败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我们决定会面，是为了达成协议，使党避免出现危机。也可以说，那是一次必要的早餐。
1998年您曾说：“我还没有像从政多年的人那样坚强。”这是否说明您逐渐变得强硬了？
对，是的。以前我作为部长曾经历过一些事情，但范围有限，基本上居于总理的保护之下。从1998年起任党总书记以来，我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经历，包括处理捐款事件的经历。埃森党代会选举我当主席后，我说，选举日是我最后一个美好的日子，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有。当时有人对我说：“你说的话没错，但这还不够像一个党主席说的话。”这明显有了变化，我想，自己已经赢得了党主席的稳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