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一天后，我就此事第一次面对新闻媒体。当时我对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所以涉及施莱伯的百万马克捐款问题，我只能与沃尔夫冈·朔伊伯勒和赫尔姆特·科尔商讨。几天后，我就感觉到事情涉及面很广，也很严重。连续几周问题不断，部分媒体常常获得一些连我都不知道的消息，这使我很生气。另外，那些涉及这一事件的人好像对谁都缺乏信任感，不愿意公开他们所知道的东西，那么我们只能考虑如何评价此事了。
是谁没有信任感？
是那些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此事的人。
他们是没有信任感呢，还是不希望把一切事都让人说出去呢？
我认为是缺乏信任感，因为很清楚，那些知道事情真相的人什么都不讲。同时问题已很明显，深入揭发整个事件过程的材料已经被曝光。这些材料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在《南德意志报》上看到。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发生在本党身上的重大事件，我个人获得相关信息的途径却完全依赖于外部，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而且，这个党由于赫尔姆特·科尔的离去和执政地位的丧失已经人心不稳。当时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会引起火山式的爆发，直接殃及基民盟党的社会根基。这确实是个关键时刻，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黑森州是否还会有什么纠葛。
于是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99年12月22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以示自己与超级父亲科尔的正式决裂。
我首先想甩开这种类似被囚禁的工作环境，使我个人、使党的主席和全党重新获得自由。我的文章涉及两个方面，即捐款事件和赫尔姆特·科尔未来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对他的功绩要恰当评价，但现在对政治家科尔的积极作用必须先搁置在一边。这篇文章就像一个紧急刹车的制动器。党必须从被个人操纵的状况中走出来，这也是一种胜利。
如果朔伊伯勒事先不知道文章内容的话，那么这篇文章至少是对党主席的背信弃义。
他事先不知道文章的内容。因此，像您说的，对我来说，我确实面临着可能要被人视为背信弃义的危险。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帮助党主席，因为我担心我们党会继续往下滑。
如果朔伊伯勒说：“默克尔女士，情况就是这样的”，您会对此感到惊奇吗？
这我得要考虑，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提醒您的是，总书记发表文章与科尔决裂，党主席事先却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可我又会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我可以向他请示，但他肯定会反对，我无法说服他。我知道，针对捐款事件，我们之间可能已经互不信任了。不是从同一个渠道获得信息，这种情况会毁掉我们的。因此，我冒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文。
这是您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大的政治风险吧？
可能是吧。
2004年春天，您明确拒绝联盟党的意见，坚持将时任货币基金会主席的霍斯特·科勒推举为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这在当时也有很大的风险。如果科勒在联邦议会选举未获成功的话，那么议会党团或许第二天就会重新选举主席。
我不知道是否具有戏剧性。但如果科勒选举失败的话，那会是一个惨痛的失败。
关于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作风还曾经被提到议事日程讨论过。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这次选举的风险估计不足。有些人认为，自民党可以先推举一个候选人参与竞选，然后再由我们推举一个人参选。有些人甚至期望得到绿党的选票。我却认为这里充满风险，艰难时刻会在后面出现。我的文章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时，境况与他们是无法相比的，因为，解决党内冲突往往更加艰难，但摆脱因失败造成的困扰则会相对容易些。
我们再谈一下捐款事件引发的情况吧。沃尔夫冈·朔伊伯勒因施莱伯先生的捐款丑闻不能够继续担任基民盟党主席。您什么时候决定担任党主席的？
与其说是一个决定，倒不如说是一个发展。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时，我自己，甚至包括党主席沃尔夫冈·朔伊伯勒本人都想创建一个新的自由空间，使我们走出被动局面，能够重新积极地开展工作。为了能够保留沃尔夫冈·朔伊伯勒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我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努力。
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快就辞职了？
是否非得要辞职，对此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我觉得，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最后朔伊伯勒自己觉得还是应该辞职。接着，重选党主席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我知道，把自己作为党主席的候选人将是一个巨大的冒险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