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想说，您投弃权票与党派意见不统一没有直接关系，对吗？
完全相反。联盟党的法案太苛刻，社民党的法案纯粹是一个视怀孕时间而定的解决办法。这两者我都不赞同，只有投弃权票。当时任议会党团主席的沃尔夫冈·朔伊伯勒后来问我，是否在法规审查程序草案上签了字。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该草案是针对社民党提出的多数票法而起草的，自民党也认可。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决定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希望，出台的政策能够落实，而不要再等待下一次讨论裁决。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同意堕胎，对吗？
是没有同意，至少我没有看到。如果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避免堕胎人数的增加，那最好要根据妇女的实际情况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不管怎样说，现任政府只要努力使相关法律生效，堕胎的数量就不会上升？
您任妇女部长期间也曾开展过合法要求幼儿园用地的工作。
是的，我们对青少年救济法做了补充和修改。
但是，没有人会把幼儿园场地的合法要求与基民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这很有可能，但对此我确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想促进幼儿园工作的开展，而不搞东德式的日间托儿所形式。还有一件没有受到重视的事情，对东德失业妇女非常重要，那就是妇女应该根据当地的失业比例来享受劳务市场的相关优惠政策。
是指调整劳务市场中的分配份额比例吗？
对，就是指分配份额比例的调整问题。德国东部妇女的失业率比男子高。这种分配份额的调整对诺贝尔特·布律姆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不行，这个问题还可以启动男女地位平等法来解决。
这是您提出的议案吗？
劳动合同法是在德国统一前制定的。这个法律的权威性在遇到其他问题时一下子就减弱了，但仍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仍然是权威的法律。我的议案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务部的二十多个议案均与此有关。如果没有当时的联邦内务部长沃尔夫冈·朔伊伯勒的紧密合作，没有当时联盟党议会党团负责人于尔根·吕特格尔斯在审理过程中鼎立相助的话，我的这个议案也不可能通过。
再谈一下您的政治生涯吧。成就与挫折总是相伴而至，您没能在勃兰登堡州从沃尔夫·芬克手中争得党主席的位置，但您随后却成了全党的第二号人物，这些复杂的事情是怎样呼应的呢？
当我冒险竞争勃兰登堡州基民盟党主席失败后，我就知道，我可能会成为全党的副主席，而且我也知道，这是有风险的。最终的结果是，我在该州完全没有当选的机会。沃尔夫·芬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而我，既没有经验，也没能在党代会上施展策略。但通过这次选举，我学到了，应该怎么做以及怎样组成多数派，怎样贯彻自己的意图。使我生气的是，有些人总是把西德的某些人搬出来凌驾于我们之上，不支持我，而支持西德的那个职业政治家。我竞选失败后，当时的州长施图尔沛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说道：“您没能当选，这不是您的问题，而是勃兰登堡的问题。”
这句话讲得很实在。
是的，切中要害。
总结您的政治生涯，我们可以绘制出下面一幅图像：您开始想在勃兰登堡州参加议会选举，最后却偏偏在梅克伦堡-前波美尼亚州的一个选区获胜。然后，您想竞选勃兰登堡州党主席，却没有成功。但两年后，您却成了梅克伦堡-前波美尼亚州的党主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安格拉·默克尔的政治生涯还是一帆风顺的，是吗？
是的。相关材料记载详细，在我从政的路上还有三位牺牲者。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除了我在政府部门中作为部长的工作之外，在党内一定要有根基。否则，你的发言就没有什么分量可言。在这条从政的路上，有一些事情与我们的想法不太一致，但也要处理。人生的路上，总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例如伯恩哈德·福格尔，他先任莱茵兰-普发法尔茨州的州长，后又到图林根州上任。另外，我在勃兰登堡州的经历有很大的风险，并不利于我后来的事业发展。对梅克伦堡-前波美尼亚州的党内同仁以及三个地区联合选区的朋友们来说，我有些要求可能比较苛刻。这些经历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正是那次失败给了我重新脚踏实地、埋头工作的机会。梅克伦堡-前波美尼亚州党主席的职务非常重要，因为我只作过一个不太重要部门的部长。作为州的党主席，我必须学会全盘考虑，这对我帮助很大。
1994年联邦议院大选之后，您成为了联邦环境和自然保护部部长，您当时有没有对科尔讲过：“我已经熟悉了联邦妇女部，还想在那儿做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