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努尔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坚定而且又是懂行的市场经济学家。
从他的言论上看确实如此，他有非常明确的自信心，但我对他的品行从一开始就有所怀疑。他傲慢，目空一切，也不能脚踏实地工作，例如，他对日程安排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因此，他在当时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当施努尔最终被揭穿曾经是秘密警察时，您感到吃惊吗？
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对这样的事情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心理准备。但毕竟感到很不舒服：加入了一个新的政党，在选举前不久，这个党的领导人就被确认曾经为秘密警察工作。来自西德的许多顾问们倒是真出问题了，当时他们不断地劝告我们，不要听信这种有政治目的的怀疑论调。但我们是有良知的，一天晚上，我们在罗斯托克的人看到了有关施努尔加入秘密警察组织的材料后，就马上将所有的西德顾问请出房间，以便让我们自己清理一下头脑。当天晚上，我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最后，我们决定，看第二天的情况，如果施努尔仍继续举行他已宣布的新闻发布会的话，就说明他很可能还是没有参加过秘密警察;如果他不举行发布会的话，就说明确有其事。
新闻发布会后来没有举行？
是的。我当时那么实在，上午9点应邀单独参加一个关于欧洲政策的谈话，那里德新社记者对我说：“您知道吗，迪普根先生刚去了施努尔住院的地方，他已经承认了。”还说中午要搞一个说明会。他这么一说，我马上就结束了正在进行的欧洲政策谈话，去了西柏林基民盟党部。在那里，我碰到的西柏林基民盟党员都感到吃惊，他们对于我所问的事，都不知所措。
您后来就没有再见到过施努尔吗？
没有，我印象中确实没有再见到过他。
施努尔、德梅齐埃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党主席博美等，如果人们一一梳理的话，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东德民主化进程开始之初，很多曾经是秘密警察的人也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这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论老的党派，还是新成立的党派，总会有旧体制留下的残余势力。
1990年3月的人民议院选举中尽管“德国联盟”，即由东德的基民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党共同组成的选举联盟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但您所在的民主觉醒党仅获得的选票。
没有施努尔事件的话，或许可以达到。不仅选票少，而且结果也令人忧伤。人们更愿意直接给西德人，给赫尔姆特·科尔和西德的基民盟党投票。我在选举的当天晚上还去了基民盟党部，见了托马斯·德梅齐埃——他是洛塔尔·德梅齐埃的堂弟兼顾问——极力地劝说他在制定未来的政府政策时不要忘记民主觉醒党的贡献。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说，建立“德国联盟”绝对是一个诡计。
您曾于1990年4月3日到10月3日期间，任政府新闻副发言人。
时间很短，但工作很紧张。马梯阿思·格勒是政府新闻发言人，他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人民议院常设性机构的会议情况。因此我有更多的机会与新闻界接触，而且每天需要解答的问题不断增加，我也主持召开过多次新闻发布会。
您属于德梅齐埃政府的智囊团成员吗？
作为政府新闻副发言人，这是不可能的，想进入他的办公室也不容易。但我自己必须显示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常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有些也会被采纳。因为格勒先生不喜欢乘飞机外出，所以我多次出国执行公务。我还同洛塔尔·德梅齐埃一起见到过玛格丽特·撒切尔，也见到过密特朗，并参加了2加4协议*的签字仪式。我的常设办公地点是总理办公室。
您是否与德梅齐埃政府有过不同的意见？
最大的意见分歧是两个德国应该延续多久。货币统一我们都赞成，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国家统一还要等待多长时间。洛塔尔·德梅齐埃不是急于想统一的人，而当时主持统一协议会谈工作的京特·克劳泽就警告说，我们必须加快统一的进程，否则一切都会更加糟糕。
您当时比较认同克劳泽的观点，是吗？
是的，当时有一大堆问题有待解决。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想搞清楚，究竟需要花多少钱才能使东德继续存在下去。直到此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除了统一，没有其他路可走。就连联邦德国也不明白，为什么洛塔尔·德梅齐埃还要去所有的同盟国首都访问。对此我也很生气，因为我觉得，在统一之前，民主德国应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国家去表现自己才对。
或许他不想太快地离开他的总理府，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