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样看待您父亲在东德时期的政治立场，他拒绝做秘密警察的帮手，不参加选举，他是和平主义者，而且在魏森湖协会*内发挥重要作用。该协会隶属于国家和教会，而且与二者的联系很密切，他一直在设法保护东德的神学。
人们必须明白，德国天主教会的组织结构，包括主教教区是完整统一的，即两个德国的天主教会是统一管理的。而基督教会并非如此，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东德基督教会的口号，叫做社会主义的教会，这个口号切合东德与西德教会长期分割的实际状况，对东德基督教会自身的独立自主有了明确的认可。该教会在布教和传教工作中完全按照东德人的不同生活方式进行，这也是我父亲的愿望。他认为，教会的活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这样才不会使教徒感到像生活在陌生的世界里似的。直到1968年，即“布拉格之春”后，我父亲的希望才破灭了。他当然反对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在今后的岁月里他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东德社会的解体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
“社会主义教会”的口号并不意味着教会放弃对东德民主的希望，对吗？
这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多年来，父亲一直深受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影响。拉丁美洲神学提倡个人财产的社会化，他不喜欢官方教会的组织形式，而喜欢美洲的群众教会形式，在那里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牧师，而不受上层教会组织的控制。尽管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但西德人认为拉丁美洲神学的这种信念是社会主义的。
你们当时对这类观点有过争论吗？
我们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个人财产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社会化，是否还要保留足够的私有财产。
您当时对西德的电视节目有什么印象？大多数电视节目，例如《综合评论》等都在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即民主德国状况很糟糕，就业受到限制、许多人失业……
我并没有这样的印象。东德官方经常转播类似的西德消息，这反而让我们产生逆反，认为事实一定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彼得·梅尔瑟布尔格，他是《综合评论》的节目主持人，当时是驻东德的记者，他搞了施特梵·海穆作品朗诵会和对俄伯尔曼牧师的采访等不少节目。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有时甚至成了西德媒体的工具。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同意见的批评。可以说，类似《综合评论》这类的西德电视节目并没有使我迷失方向。
您能回想起格哈德·吕温塔尔吗？
是的，他是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主持人。我们看过他的节目，当时很高兴，因为二台节目的风格直接明了。
德国电视二台在西德电视节目中有关东德情况的报道很真实。
我觉得吕温塔尔是可信赖的。他对东德的评论，我想不管怎么说，语言都非常尖锐。
牧师的孩子与其他孩子相比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对此您有过压力吗？
没有压力，但有过不舒服的感觉。在学校里，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是保持沉默。每次有新老师来时，都要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姓名和父亲的职业。我恨这件事就像痛恨瘟疫一样。因为我知道，老师对牧师的孩子们特别注意。一位同学曾教过我，其实可以故意把“牧师”说成“司机*”。
那么您这么做了吗？
我曾想这样做，但最终没有。有些狡猾的老师还会问：“你父亲是天主教神甫还是基督教牧师？”这总会引起哄堂大笑，所以不免让人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同学们是怎样看待您这位牧师的女儿呢？
我们居住在农村，没有太多的好朋友。我觉得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学习了基督教课程。学校领导不鼓励，但也不反对。在上基督教课时，有时候学校也提供一些有趣的东西，但基本内容不会变。现在我还能回想起来，在我们读高中时，全班二十八个学生，有十三或十四个人没有举办过成年庆贺仪式，但大家都举行过基督教的坚信礼仪式，有些人甚至两种仪式都举行过。在学校我有许多志趣相投的同学。
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属于少数派呢？
有时会有这种感觉。我对什么事情都有所顾忌，例如从小就注意不要过分引人注目，要比其他人表现更优秀一些，以及担心是否被允许读高中等等，任何事都得考虑。
您不会甘心忍受这些痛苦吧？
我要是甘心，就不会有今天的记忆了。
您是否曾经想过，要是父亲不是牧师该有多好？
年轻时有过这种想法。如果这个背景让大家都讨厌你的话，每个孩子肯定都会想，要是我父亲从事另外一种职业该有多好。然而，总的说来，我父亲的职业给我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