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3)

这是一件老古董,宛如出土文物。歌中所述,都是一些历史上的故事,说书艺人将它连缀成篇,押韵道出,以娱人耳目,开人襟怀。张家山刚一开唱,人群中有懂得的,便一声喝彩,喝罢彩后,又亮起耳朵,边听边咂着嘴巴,啧啧品味。有那第一回听的,当然就更是认真,耳朵眼睛并用,生怕把哪个字给漏掉了。

张家山见他受到如此重视,不免得意,一张大嘴,仿佛牛拉稀一样,滔滔如泻,无遮无拦。唱着紧火处,张家山一纵身,跳进人群圈子里,一个身子,摇头摆尾,大筛开了。俗话说“身大力不亏”,他的三弦的龙头,不时地戳向人群,人群见了,“哗”的一声退去。他的大屁股,不时地往旁边一趔,夯出一块地面。他的眼珠子,不时地给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送送秋波,脸上再做个鬼脸,害得这些女人们,欢喜之余,人人嘴里都含了些唾沫,待他扭到跟前时,便向他脸上吐去。

这种做法,叫“踢场子”,民间艺人的传统做法,非自张家山始。通常,场子踢开,下面便在这场子里,做戏了。

眼见得这街面上,夯出一条通道,而张家山的《太平年》,正唱到“九九头上数吴起,吴起十二去征西”一节上。他收了势,咽了那《太平年》的后半截,扬头朝街那头怔怔地站着的李文化和谷子干妈,大喝一声道:“二位憨憨,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李文化一听,大梦方醒,用那缰绳,朝驴屁股上狠命地抽了一下,然后牵起驴缰,飞也似的从人流中穿过。那谷子干妈担心自己被落下了,于是,伸出手来,抓住车帮子,让驴车拖着走。

“唱完再走!唱完再走!不要把我们闪在半路上!”人们发着喊声。张家山见驴车已经走远,也就顾不得众人的聒噪。叫一声“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言罢,一顺三弦,丢下这傻呆呆的一群人,趟开大步,急急地追驴车而去。身后传来一片欷歔之声。

离了小镇,又前行了二里多地。眼见得后边没有人追赶了。这一干子人,脚步才徐缓下来。

相信张家山刚才那一阵扰乱,会给这个无名小镇,留下好长时间的热闹话题,而那些赶集的旮旮旯旯的人们,还会添枝加叶,将这事渲染一番,带给他们那闭塞的乡间。

想到这里,张家山现在有一些悔意,觉得自己管束不了自己,一狂起来,就没个分寸,难保这人里头,有吴儿堡的人,或者有吴儿堡的亲戚。

这天夜里,他们歇息在半山腰的一个村庄。说是村庄,其实只有几户人家而已。那女骨发出的臭味太大,苍蝇又嗡嗡个不停,行走间,他们在川道里遇过几个大些的村庄,这些村庄都不让他们歇息。好容易找到这里,磨了半天嘴皮,才说动了主人的恻隐之心,指着一孔放杂物的侧窑,让他们歇息下来。

驴乏得膝盖打软,人乏得散了架似的。匆匆吃过晚饭,张家山吩咐谷子干妈和李文化去睡,赶“啼起啼起:鸣叫时分。”来换他,他照看着这女骨,顺便夜来给毛驴添草,吃饱歇足,明日再行。

谷子干妈和李文化睡去了。张家山牵着毛驴,原地转了两个圈圈,让这毛驴,痛痛快快地在垴畔上打了一个滚。而后,拴了毛驴,加上草料。担心夜晚寒冷,又从这窑里翻出个破棉袄,给毛驴身上披了。这些事完后,他就端了一个大盆,倒了滚滚烫烫的一盆水,坐在驴车跟前烫脚。直烫得一双跑乏了的脚,先是发红,继而发白,最后发软,这时从身上摸出个刀子来,开始刮脚后跟上的死肉,“明天还要用它,得把它侍候好!”张家山拍着脚板说。

刮完脚后,身上一阵舒服。张家山就又泡了一壶酽茶,蹲在垴畔上,嘴里“吱儿吱儿”地品起来。

嘴里品着,那眼睛却没有闲着。张家山举起眼睛来,望着眼前的这一片辽阔。陕北人话大,把这叫“眺世界”。男人女人,闲暇了,便站在这垴畔上,手里因推因推:寻找个理由。着个营生,或抽一袋烟,或品一壶茶,或纳鞋底,或端簸箕,或什么借口都不找,只是端立在那里,而后,那眼睛举过头顶,似望非望地盯着天边的某一处,想这人世上的事情。风景太单调,不能牵挂住他们的眼目,所以那眼睛,大而化之,专注视那大事;那胸怀,也是概而括之,专究事物根底。不脸红地说一句,这叫“大思维”。

月亮很白,照着这一处僻静的山野,照着半山腰这一处垴畔,照着这世间的烦恼人生。月光把白日那些坑坑洼洼,都填平了,让此一刻的高原,变得那么平和、柔美、波涛不惊。夜气逼着,那架驴车上的女骨,臭气也仿佛不如白日那么浓烈了,那车现在变成了一架普通的驴车,和那些乡间小路上千百年来行驶过的驴车没有什么两样。四周很静,只有秋虫在草间唧唧,仿佛在哀叹它们的稍纵即逝的生命。

闲来无事,张家山将驴车上的那个祭食罐,取下来,托在手里细看。这瓦罐甚是奇特。它的直径约八寸大小,高约一尺,下半截,是一个直通通的肚儿,快到顶上时,那肚儿,猛然收缩回来,收缩得有二寸大了,上面再有一个一寸高低的罐口。

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在那瓦罐的七寸高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小的四方口子,然后有一架刻着的梯子,从底下一格一格,直通到那四方口子上去。

月光很白,张家山眼睛尚好,因此他很快就发现了罐上的这架梯子。他有许多阅历,明白了这小小的四方口子,象征着一个崖窑,而那刻着的梯子,是人们避灾祸、避战乱时上崖窑的天梯。

“崖窑”大约是陕北这种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所产生的独有的东西。顾名思义,即凿在崖上的窑洞。苦焦的陕北大地,灾荒连连,兵乱连连,一部高原的历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蚂蚁一样在这黄色的肌肤上蠕动的高原人类,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是一种苟活,常常要在村子就近的地方,选一面壁立的千尺崖,在那崖石的中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掏出一个口小肚子大的洞穴。这洞穴平日储存下粮食和饮用水,世事一有风吹草动,主人就会率了全家,攀上那绳做的天梯,躲进崖窑,然后收起绳索。这时任凭外边世事喧闹,任凭那夺了焉支又失了焉支,任凭那兵来将往,世事更替,主人只躲在崖窑里,作壁上观之状。什么时候外边安宁了,干戈销了,主人便又放下绳索,重新回到家园,但有抔土即为家,继续耕种五谷,继续打发那没滋没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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