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让人意志消沉的１９６３年开始时，保守党人在选举投票中已经落后得令人担忧了。七月份时，工党大约领先二十个百分点。十月初，哈罗德·威尔逊在工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白热化”的科学革命的演讲，虽然用词华丽而有些浅薄，但却让全国上下产生了丰富的联想，至少评论家们是这样。仅仅几天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正在布莱克浦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宣读了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医院病床上所写的辞职声明，此事立即引发了几个领导人候选人之间的激烈争斗。
于是，布莱克浦举行的保守党大会成为人们经历过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一次保守党年会。整个气氛闹哄哄的，到处都是“嗡嗡”的声音。最初的两个竞争者是拉布·巴特勒和昆廷·霍格，双方的支持者也都四处活动想尽办法以争取获得优势。作为一名政务次官，我处在这个权力争斗的魔圈的外层的外面。但是，我觉得胜利最终将是拉布的。他是个经验丰富、有一定眼光的政治家，六年前以微弱的劣势与领导人的地位擦肩而过。昆廷·霍格（他后来被封为黑尔什姆勋爵）的演讲更加有力，在这方面也更有天赋，而且当时也以其怪异的判断力而出名。总之，拉布没能抓住唾手可得的机会，在最后一次集会上所做的演讲平淡无奇；而昆廷则抓住并抢走了最初一直没有出现的机会。因此，当政客们在那个星期六登上开往伦敦的火车时，二人之间的竞争仍然未见分晓。
但是，如果要用军事上的比喻来描述当时保守党领导人“浮现”出来的微妙过程的话，可以说保守党领袖之争的真正战斗在其他地方也正在进行。其中最微妙的过程是哈罗德·麦克米伦设法让人们知道在霍格和巴特勒之间他更支持前者的那种方式，这样，他就遏止了后者的势头，并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浮现”打下了基础。伊恩·麦克劳德打算在《旁观者》杂志上写一篇具有破坏性的文章，把党内的权力核心圈如何抛弃巴特勒并按照麦克米伦的吩咐操纵一切的做法全部揭露出来。我非常敬佩伊恩·麦克劳德，还有伊诺克·鲍威尔，他们两人后来都拒绝在新首相的内阁中任职。但是，对于他们对领袖产生过程和人选的批评，我不敢苟同。我当时认为，公开选举必然导致党内的公开分裂，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事需要说明。一般说来，我不主张仅仅因为有人提出了合理化的批评就去改变习惯和惯例。对我来说，与能否让合适的人选来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相比，党的领袖选出的方式是次要的——而我认为，已经产生的领袖就是合适的人选。
那次会议之后的星期一，我接到了议会督导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我谈谈对挑选领导人的看法。我首先告诉他们，在拉布和昆廷之间我更支持拉布，因为在两个人中他更有资格。他们随后又问我对亚历克的看法。这就向我挑明了一种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可能性。“按照章程这是可能的吗？”我问道。他们给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么我坚决支持亚历克。”
当时，我表达出的惟一有所保留的意见是，如果请女王来选择一名首相，那么亚历克就必须放弃他的贵族爵位去到补缺选举中竞争一番了，而这样的话，要想推断选举的结果可就没什么把握了。但是我又补充说，这个问题应当由其他更有资格的人来考虑。然而，回想起来，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条件。后来的事实表明，党的核心权力圈已经没有能力再赋予新“浮现”的人选以合法性了。这对亚历克出任首相来说是一个不利条件。当新的体制宣布产生时，我也早就看到了它的必要性。
我敬佩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这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转变。１９６０年６月他刚担任外交大臣时，我曾向贝蒂·哈维－安德森（伦弗鲁郡东区的议员）表示过疑虑。我认为从下院的大臣中应当能挑选出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此外，我还记得安东尼·艾登当初就是出于这些理由而公开拒绝把外交大臣一职给予索尔兹伯里勋爵。但是，贝蒂告诉我亚历克相当出色，他能胜任这一职位。因此我决定从议会的议事录中找出新任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讲稿来读一读。他的讲稿精辟地分析了东西方关系，强调了对苏联既要威慑又要谈判的必要性，还强调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亚历克都极不寻常地把外交技巧与清晰的远见结合在了一起。那些渴望成为外交大臣的人很多都明显地带有这样一个倾向：总是把谈判的过程本身看作是谈判的目的，但亚历克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倾向。他具备了一个完美的谈判者具有的非凡的魅力、优雅的风度和对细节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是个显而易见的好人——在为那些位高权重的职位考虑候选人时，好的品行的重要性是不应当被低估的。他还“不属于任何阶级”，这一点也是最完美的。你总能感觉到，他不是把你作为某一种类的人、而是作为简单的个人来对待。当我与他谈起有关寡居母亲的救济金这个让人为难和烦恼的问题时，我发现他确实是在认真地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