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上我最好的套装，那件宝石蓝的套装去见首相。见面的时间很短，哈罗德·麦克米伦很有魅力地跟我打招呼。他任命给我的职务跟我预想的一样，而我也热情地接受了任命。我希望能够尽快开始工作，于是问他我该如何安排部内的事务。他以他独特的方式对我说：“哦，这样吧，先给常务次官打个电话，明天上午十一点到那儿去一下，四处看看，然后就离开。我想时间不会太长的。”
就这样，第二天上午——还远没到十一点——我就来到了位于约翰亚当街的漂亮的乔治亚大厦。这儿属于斯特兰德区，当时是“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的总部。我的上司，这个部的大臣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来到大门口迎接我，并把我带到了我的新办公室。我非常欣赏他这种做法，后来在我任内阁大臣时也总是效仿他这种做法。约翰是那种很容易被人喜欢并受到他们尊重的人，因为他为人善良，注重细节，能够把一件复杂的事情解释得浅显易懂。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和辩论家。总而言之，他是值得一名新任政务次官学习的好榜样。１９６２年，他升任财政部首席大臣，接替他的新大臣是奈尔·麦克佛森，再后来是理查德·伍德。能在他们手下任职我真是非常幸运。对于一个政务次官来说，工作是否有趣并且劳有所值，完全取决于部里的大臣。我觉得他们给了我所有的机会。第一天到约翰亚当街上班，我只不过是认认人，熟悉一下环境。除了辨认一下方向，听人介绍一下情况以外，并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别的事了。
星期五（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出席了在布赖顿举行的保守党大会，并且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个显眼的位子上。那天，当我出现在会场门口时，照相机再一次响起了，正如媒体描述的那样，我从一辆品蓝色的汽车中走出，穿着品蓝色的套装，戴着同样颜色的帽子。然而，我的任职和穿着与大会的气氛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伊恩·麦克劳德在这次小规模的改组中就任党的主席一样，人们也普遍认为这次大会将带领保守党走向偏左的道路。
回到部里之后，开会时的魅力和风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枯燥的工作，但对此我毫无怨言。当时的“养老金和国民保险部”也就是今天的社会保险部，它负责处理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说要比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财政部的税收工作可能是个例外）更复杂些。这可不只是要在下院避免被人抓住破绽进行攻击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希望真正为政策的制定做出点贡献，那他就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细节方面都了如指掌。这正是我现在开始努力的方向。
第一步是重读贝弗里奇报告的原文。该报告非常清楚地阐述了战后养老金和福利体系的基本原理。报告中的主要方面我原来已经非常熟悉，也非常赞同。报告的核心是全面的“社会保险计划”这一概念，目的是为那些因失业、疾病或退休而丧失获得收入的能力的人提供保障。这种保障将通过一个单一的体系来为被保障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是由个人缴纳的统一费用。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国家援助”体系，其资金出自普通税收，目的是帮助那些因为没有能力缴纳社保基金或者因为保险金已经用完而无法继续享受“国民保险”福利的人。“国家援助”则是一种试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系，它覆盖的范围也将随着养老金或者个人存款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现在再看这份报告，你会很轻易地觉察贝弗里奇当初提出的许多设想和预测是挺可笑的。他大大低估了他所提出的建议的成本，而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战后的工党政府立即实行了全额养老金，而没有像贝弗里奇当初设想的那样要经过一个为期二十年的渐进阶段。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缴纳的社保基金，另一方面是领取的社会保障金，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任何一个个案中肯定是间接的，而随着养老金的增加和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上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国家援助”不仅远没有消失，反而与后来出现的“补充福利”和“收入补贴”一样不断地膨胀，成为纳税人的一个令人担忧的负担。反常的是，这两个名义上应当互为补充的体系在实践中却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已经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疾了。
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但贝弗里奇还是努力防止一些问题的出现，特别是过分依赖福利和丧失个人自愿努力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这些正是后来的政府或多或少有些忽视、现在又回过来给我们带来麻烦的问题。不管其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贝弗里奇的报告中的措辞带有后来人们所说的“撒切尔色彩”：
……国家应当为军队和交纳社保基金的人提供保障。在提供保障的同时，国家也不应抑制主动激励、机会和责任；在制定国家最低保障金的标准时，应当留有余地，鼓励每个人自愿地为他自己和家人缴纳高于最低标准的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