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管理国家经济的情况了解得越多，我对它的印象就越不好。我非常认真地听了保守党后座议员奈杰尔·比尔克的多次发言，他严厉地批评政府没有控制住公共开支。而政府的说法是，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就能够支付得起公共开支的增加。但这反过来就迫使我们实行过分刺激需求的政策，尔后，当它对收支平衡或英镑产生压力时又紧急削减开支。１９６１年夏天恰恰正是这样的情况。当时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推出了一个通货紧缩的预算和我们的第一个收入政策——“暂停支付”。当然，还有一项措施就是把税率维持在比正常情况更高的水平上。由于害怕增加基本所得税，财政大臣特别强调要制止逃税和漏税，并通过多次扩大国内税收权限来实现这个目的。我对这个问题反应强烈，还帮助“保守党人士法律学会”写了一份批评性的报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是一名税务律师，另一方面，我自己本来就不支持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官僚们。
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目前的刑罚政策中流行的自由倾向应当彻底转变。于是，我在发言和投票中都支持有些人提出的建议，即想在当年的“刑事司法法案”中加入一项新的法律条款：增加用桦木条或者鞭子抽打年轻的暴力罪犯的新刑罚。考虑到当时的主流意见，我知道支持这一条款会遭到那些自视高尚和好心肠的评论家们的嘲笑和奚落。但我的选民们却并不这么看，我们右派中的许多人也不这么认为。虽然我们在有关此项新条款的投票中彻底失败，新条款没有通过——这也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同时也有六十九名保守党后座议员与政府的意见相反并投票支持这一条款。这是自保守党１９５１年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党内“造反”事件，议会督导办公室对此极为不满。这也是我在下院任职期间惟一一次投票反对党的政策。
与以往相比，１９６１年的夏季在政治上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期。我一直都密切关注着外交事务，当时最主要的事件包括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关系的摇摆不定、苏联人修建柏林墙（议会曾就此事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以及与我们关系更为密切的英国为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而开始的谈判。另外，也有关于内阁改组的猜测。虽然我的名声稍微有了点损失，但我还是有理由相信，如果政府改组，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受益者。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被公众所关注，这不只是因为上次我就增加鞭刑发表了一个演说，还因为我与来自弗林特东区的工党议员艾里妮·怀特一起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大量设计糟糕的、样子怪异的高层楼房正在拔地而起，但居住在这些高楼里的学龄前儿童却缺乏必要的设施，这一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我自认为有望从政府改组中受益的主要理由其实很简单。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已经决定辞职去寻求她的商业利益了，而人们往往认为保持政府中妇女的人数从政治上来讲是有好处的。而且，关于我未来的职务安排，我得到的已经不只是暗示了。透露出来的消息说，现在有两个空缺的职位——一个是航空部，另一个是养老金部。虽然我更喜欢航空部，但当时我也明白他们不会把这个位子交给一名年轻妇女。
话虽这么说，但是当电话响起、首相召我去见他时，我并不想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当时唐宁街十号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临时在海军部办公。我对他已经有了强烈的个人印象，这些印象不仅来自于他在议会和在“１９２２年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也来自于他在我们“新议员聚餐俱乐部”里所做的演说——那次，他向我们大力推荐迪斯雷利的《女巫》和《康宁斯比》作为政治读物。虽然我能明白为什么迪斯雷利的书会对哈罗德·麦克米伦有吸引力，但他的文风过于华丽，不是我喜欢的风格。现在我才明白，麦克米伦实际上比他看上去更为复杂和敏感，但在当时，我似乎更多地相信他的外表体现出来的特点。当然，无论是与肯尼迪总统讨价还价或者增进友情，还是用几句轻松幽默的、表示轻蔑的话来回敬大声咆哮的赫鲁晓夫，都体现出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国际政坛上的确是英国的一个杰出代表。
不管是在对内还是对外政策方面，麦克米伦总是为其有历史感而引以自豪。他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他还坚信英国的命运是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在这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太深刻了。的确，正如他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议员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与良好的财政状况相比，他更喜欢获得经济增长。另外，他一直都坚信计划的各种好处，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三十年代为应付通货紧缩和失业而形成的观点——当时他是提斯河畔的斯托克顿选区的议员。据说，在他任财政大臣时，官员们曾数过他每周一共要提多少次“斯托克顿”。然而，历史的教训总是教会我们想要学习的东西。对于战争的起因以及资本主义取得的历史功绩，很可能存在着差别极大的观点。来自格兰瑟姆的人和来自斯托克顿的人对同样的事物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