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归根到底，什么东西也代替不了自己的努力。我希望尽力争取让更多的议员在星期五到议会去参加我的法案的二审（大多数议员已经返回他们的选区了），但是这很难做得到。我一直都很相信亲笔信的作用——哪怕是来自一位你并不太熟悉的人。所以，在二审之前我给在政府任职的后座议员们写了二百五十封信，请他们出席会议并投票支持我的法案。
还有些其他的麻烦事。我原来就打算过几个月之后再进行我的首次演讲，因为别人建议我最好先熟悉一下议会里的情况再说。我一直牢记这个建议，决定就拉德克里夫勋爵的“关于货币体系运转情况的报告”发言——这个报告是他在夏季末提交的，我对报告中粗略描述的货币政策技巧十分着迷。但是，我没有时间同时准备两个发言，因为我还要为我的新法案的二审准备一个介绍性的发言，于是我决定集中精力准备后者。然而这么做我又面临另外一个障碍：按照惯例，首次发言应当谨慎一些，议题最好不要引起争议，并且还要加上一些对我的前任和选民们的感激之辞。但是现在，这个标准已经不可能达到了，因为我的首次发言是针对我的提案的二审所做的介绍性发言，并且像我这样的提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议。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我的发言不会言之无物。１９６０年２月５日，当我在这个星期五站起来开始发言时，我早就把我的论点、论据熟记在心了。因此，我没有带讲稿一口气讲了近半个小时——尽管有点紧张。三位在政府中任职的女议员——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梅芬·派克和依迪斯·皮特也从议会前排表示了她们在道义上对我的支持。考虑到那天是星期五，所以议会可以说是坐得很满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有将近二百名议员参加了投票，而且我们赢得相当漂亮。一些议员还以个人身份对我的发言做了评价，这让我发自内心地非常感动——特别是议长拉布·巴特勒，他最擅长的就是发表含糊其辞的评论，但是这次则不同，对于我这样一名新议员，他却给予了直接、真诚和非常热情的祝贺。
第二天媒体的反应清楚地表明我的发言是成功的，而且我已经是个知名人物了——至少目前是。《每日快报》惊呼：“一颗新星在议会诞生了”。《星期日电讯报》尖叫：“……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昨日一举成名”。《每日电讯报》则平静地称之为“一次大捷”。带有我和家人的特写的文章也出现在了媒体上，我还上了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记者们带着照相机来到了“多马斯”，我当时毫无防备，在回答一个记者提出的一个十分荒谬的问题时，我说：“我必须等到我的孩子们长大些才会考虑在内阁中担任职务。”不过，除了这一处失口外，其他一切都非常完美。
对我的赞扬是不是有点过头了？我自己觉得确实是这样，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而且我也有点担心，因为这有可能会引起同事们的嫉妒。可以说，我的发言证明我胜任议员这个职务，但绝称不上是篇史诗。
但是，这是不是一个不祥之兆呢？在大选之前，我曾读了约翰·布禅的《窗帘的间隙》一书。在看到报上那些夸大其辞的标题之前，我并没有过多地去思考这本书。约翰·布禅的故事讲的是一群人在一个朋友家过圣灵降临节，其中还包括几名政客。此时来了另外一位客人，一个神秘的、病入膏肓的世界知名物理学家，他让他们看了一眼一年之后的《泰晤士报》上的一页内容。在场的每个人都看到了一些有关自己的未来的内容。其中有一个保守党的新议员，他看到了一则他本人的简短的布告。布告上写道，他曾因做了一次出色的首次发言而在全国一夜成名，但是之后就慢慢地销声匿迹了。他的发言的确非同凡响，也为各方所赞美和钦佩；可是后来，他由于看不清未来而逐渐失去了自信心，最终彻底失败了，渐渐被淡忘，坐等着人生的终点。读到这里，我不禁微微颤抖，赶紧伸手去摸我的幸运珍珠项链。
但是，我的提案最终正式通过而成为了法律，并且其中还加入了一项重要内容，即：普通公众与媒体同样享有参加市政会会议的权利，但是各委员会（除全体市政议员都参加的委员会之外）则不受此法律的约束。尽管我只当了七天的明星，并且“星光”也渐渐退去，但我还是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信心也大大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