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我的父母都看到了他们的女儿作为一名议员走进了威斯敏斯特宫——可以说他们是真地“看到”了，因为媒体上都刊登了我戴着一顶新帽子走在通往议会的路上的照片，多少有些奉承的意味。议会开会的前一天，我作为“１９２２年委员会”——所有保守党的后座议员都属于这个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参加了有关议长人选的讨论，就在这个场合，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了保守党的议会党团。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有好几百人，所以屋子显得相对比较小，而且里面闹哄哄的，还有人抽烟。虽然我只认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
刚开始的那些天，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议会的督导长会找每位新议员谈一次话，告诉他们议会的规则和“督导”体制。关于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老议员们也给了我一些有用的建议。他们还告诉我，不要只谈外交和财政之类的大议题，最好再找一两个不太热门的话题，这样才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个很实用的建议是为自己找一位“对手”，我立即就把来自利兹西区的工党议员查里·帕内尔定为了“对手”。他以前住在达特福德的埃里斯，那儿是我原来的选区，那时我就认识他。他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很有幽默感但又很正派的工党人士。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威斯敏斯特宫里面的走廊会把你绕得晕头转向，就好像进了迷宫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能比较容易地弄清楚里面的路。茶室、图书馆和主要的委员会办公室都是我常去的地方。那儿还有几间“女议员室”，是专门为二十五名女议员安排的，我在那儿还能找到一张可以用来工作的桌子。不管是因为气味还是出于习惯，反正我不进吸烟室。我的秘书帕迪·维克托·史密斯效率极高，他与其他几位秘书一起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有自己的办公桌，我们就在那里处理选民的来信。然而，议会大厅本身仍是下院的中心，那个时代更是如此。我早就听说过，在那儿呆上几个小时的经历在别处是无法找到的。财政和外交委员会的会议能让人大长见识，而每周举行一次的“１９２２年委员会”的会议的气氛要更加活跃一点。但是，对于一名议员来说，只有完全融入议会的氛围，直到把它的程序排在第二位，而参加议会的辩论成为他的本能之时，他才能成为最受人尊敬的英国政界人士——“下院议员”（或者下院女议员）。
而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的座位早就被安排好了，在过道后面的第四排——三十一年之后，当我辞去首相职务后又再次坐回到了那个座位上。议会本身曾是——而且现在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地方。我发现，首先单从喧闹的声音大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在大学里经常参加辩论，后来在大选竞选活动中也经历过提问时的喧闹，以前也曾在议会的旁听席上旁听过会议，但即使有了这些经历，议会中的喧闹程度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但是当我与一位同事谈起此事时，他却大笑着说：“你真应该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来听一听议会的会议！”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儿虽然以男性为主，但还并没有发展到男性歧视的程度。不管是在工业界、律师界还是在保守党的选区政治活动中，男人们时常以不同的方式让我感受到作为妇女的弱小，但在下院中，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果某些国务大臣们自认为高人一等并在其言谈举止中流露出这种想法的话，那么不幸就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很快我就高兴地发现，只要在某个问题上表现出真诚和逻辑性并把握住技巧，就能同时赢得议会里两个党派的尊敬，而浅薄和虚张声势很快就会暴露出来。也许每一代的年轻男女都会这么想，即那些他们认为的伟人在后来的许多年都具有其同代人所缺乏的才华。然而，如果现在要让我在下院的后座议员中找到具有非凡经验和才华的出类拔萃的人物，那我一定会陷入困境。不管是什么议题，议会里的两党几乎都会有人就此提供大量的专门知识，以及明显是凭直觉的观点——而不管是前座还是后座议员都会十分尊敬地认真聆听。
碰巧的是，在担任议员的头几个月里，我很少有机会去轻松地体验议会的氛围。我和其他三百一十名议员一起参加了下院的抽签，以决定谁将获得提出“下院议员法案”权利。结果我惊喜地发现自己抽到了第二名，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好运气，就像是抽彩中了奖一样：只有前几名议员提出的“下院议员法案”才有机会成为法案。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此法案的态度也非常关键。
我对所选的议题只有最为粗略的想法，但是现在只有一周时间让我来做决定了，因为法案必须在１１月１１日之前提交给议会。很显然，我必须选一个自己很感兴趣的主题，同时它又应当在我非常熟悉的领域内。我甚至想赞同一个与对藐视法庭案件进行上诉有关的法案草案——议会督导员办公室专为那些没有什么准备的后座议员准备了一些可供选用的小法案，上面这个草案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草案好像太没意思了，无法激起我的热情，所以我要再考虑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