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和家人已经搬到了位于肯特郡法恩伯勒的一幢较大的宅子，这所宅子是独门独院，住起来非常舒适。当时在解除对房租的控制之后，我们担心继续在天鹅巷租房子住费用会非常高，所以在看到《乡村生活》上的广告之后就决定买下这所名叫“多马斯”的宅子。无论如何，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花园让孩子们玩耍。
我们的新房子原先也曾是座豪宅。虽然结构还不错，但前一任房主却没有好好地维护它。宅子没有中央供暖设备，花园有一英亩半大，但是里面的草木没有好好修剪，长得很疯。但是我很愿意立即动手改善这一切，尤其热衷于修剪花园。我从小就想有个花园，但是当父母最终搬进一处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的房子时——那个花园很长，但是又很窄——我已经不在家住了。因此，“多马斯”附带的这个花园让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戴上厚厚的园丁手套去拔除荆棘，用手推车从附近树林里运来几车带腐叶的土来改良土质，还修了几个花坛。另外，我还查阅了杜鹃花和大丽花的栽培要求。幸运的是，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还是一个不错的园艺家：不过，虽然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园艺知识，但我种的玫瑰花总也不如他种的好。
对我的双胞胎子女来说，“多马斯”简直就是他们的极乐世界。新的花园、新的邻居和小孩，都给他们带来了新的体验。在林中散步也让他们非常兴奋——尽管我们不让他们单独去。我们的宅子是一座庄园的一部分，所以没有车辆从中穿过，这对孩子们很安全。为了防止他们掉入池塘，一开始我就把池塘用土填上，并改成了一个玫瑰花坛。
我当上议员的时候，马克和卡罗尔都已经六岁了。这个年龄的孩子，稍微看得不严就会惹出一堆麻烦。丹尼斯当然希望能多在家呆两天，但他的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国。我在议会内的工作意味着我不能每天都在孩子们睡觉前赶回家，所以我就坚持早餐一定要全家人一起吃。我们也有优势，议会的休会期很长，开会期间的周末时间也很长。我非常感激孩子们的两个保姆：芭芭拉和接替她的阿比。芭芭拉后来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园艺师，离开了我们家，这位园艺师曾指导过我怎样修剪花园。阿比来后没多久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当时孩子们先后由她们两个人照看，而我则在每天傍晚快到六点时从议会往家里打电话，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也给孩子们一个机会告诉我又出了点什么麻烦。
把一所宅子变成一个“家”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从母亲那儿学到的。我特别坚持一个家要有一个足够大的、温暖的厨房作为全家的中心，让全家人能坐在一起用餐。虽然我喜欢家里到处都收拾得干净整洁，但也不愿为了整洁而过于简朴。一所居家的房子一方面应该比较舒适，同时在家具装修上又比较有吸引力——有时候，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困难和费钱。与母亲一样，我也喜欢红木家具。在深色的红木餐桌上摆上银餐具是最漂亮的了，于是丹尼斯和我开始收集银餐具，倒还真收集到了一些。
古董店曾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当时古董的价格令人吃惊地成倍上涨，虽然我小心地不去看那些昂贵的大件，但还是会从购物或者政治工作中抽空去看看能“淘”到点什么。我一直都很喜欢古董（或者复制品）家具，因为我觉得它们不只是好看，而且还很实用。一个星期天，我在里奇蒙德公园丢了一个蓝宝石的头巾夹——那颗蓝宝石是丹尼斯去锡兰出差时带回来的——就在那一天，我用保险金买了一件古董家具来做盛鸡尾酒的柜橱。丹尼斯觉得我应该多买些珠宝饰物，而我却正在生自己的气呢，我对他说：“至少我不会在里奇蒙德公园把一个鸡尾酒柜弄丢了。”就这样，我们的家里慢慢地有了各种家具。
然而，我家里并没有挂太多的画，开始只有几张照片，后来的几年又添置了几幅素描和肖像画。丹尼斯和我都认为好画太贵了，而挂不好的画又没什么意思。于是我改为开始收集瓷器了。墙上挂的瓷盘和陈列柜中的瓷人为我们的房间增添了色彩，并且这些东西单件买起来并不是很贵。我的第一套皇冠德比瓷器是在弗林顿买的，当时我们正在姐姐穆里尔和她丈夫的农场里做客。有一次，我晚上到芬奇利去做竞选游说，之后发现保守党的一位支部主席拥有一些让人难忘的瓷器收藏，数量虽然不多，但却能显示出她的完美的品位。从那之后，每当看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时，她都会告诉我。
在格兰瑟姆镇的童年经历让我确信，要想有一个快乐的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保证家人有事可忙，并且积极而活跃。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我自己的生活早就安排得满满的了。在当上议员之前，我一方面要忙于法律工作和竞选议员，另一方面还要尽母亲和妻子的义务。当选议员之后，我的生活节奏就更快了。我请了钟点工每天来料理大部分的日常家务，但有些事情我还是坚持自己做。不管议会的会议何时结束，哪怕是在凌晨，我都会开车赶回法恩伯勒去给丹尼斯和孩子们准备早餐，同时我自己也拿点水果或者喝杯咖啡。然后，我会把孩子——有时是一个，有时两个，有时还有另一个当地的孩子——一起送到学校：我们好几个母亲轮流送孩子上学。随后，我一般会出去买点东西，再驱车四十五分钟赶到威斯敏斯特：议会下午两点半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