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原子弹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人们在思索英国在战后世界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话，那么印度的形势则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我仍对丘吉尔怀有无限的崇敬，我知道他当时极力反对对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观念采取绥靖政策的倾向，这也体现在１９３５年的《印度政府法案》中。印度的局势在战争期间急剧恶化，看起来，即使最初设想的给予其自治领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缓解印度国内要求独立的压力了。而且，当时还有这样一个背景，即二战后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了，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二战中，我们几乎是孤军在与希特勒奋战，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主要依赖于两个物质条件——在海外积累的巨额投资，以及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成功的庞大帝国——但这两个物质条件已经作为取得那场伟大斗争的胜利的代价而丧失殆尽或者被极大地削弱了。
尽管如此，我的同龄人——甚至那些致力于把与英帝国的关系发展成联邦关系的人——对印度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们的许多长辈们乐观得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读了两本强调英国的作用的书。这两本书认为，英国不仅是大英帝国领地内建立健全高效的管理和仁慈公正的保证者，而且也是一个助产士，能够保证它们从出生、成长并最终成熟地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一本是利奥·艾默里的《关于宪法的思考》（在牛津举行的讲座），强调通过自由合作以确保帝国“在思想和目标上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至少有一段时间，这种主张使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以“帝国优先权”作为维护我们的利益共同体的一种方式。我还读了艾尔顿勋爵的《帝国联邦》一书，这本书认为不断发展演化的英帝国是一个统一与合作的典范：
在全世界传播有组织的政治自由；总共三次拯救了欧洲以免其落入暴君手中，其中两次还同时拯救了全世界；结束了奴隶制度，并且教其他国家也结束了这种制度；很不愿获得领土，但却常常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拥有它；在逆境中学到了智慧，手中拥有巨人的权力但却不象巨人那样使用它……所有这一切使大英帝国国富民强，延续至今，并使它有充分的理由接受全人类的感谢……世界从这个岛国身上学到了自由的艺术，而它很可能也会把统一的艺术也教给世界。英国目前遭受的苦难很可能会最终使它适应这个角色。
现在回想起来，这其中有很多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我们不可能既给予殖民地自由，同时还能够继续它们的未来。然而，当时这些观点似乎给了英国一个非常好的承诺：既能继续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同时又不背负帝国的负担和罪恶。
１９４６年春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率领的代表团到达了印度，试图与印度人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达成共识。１９４７年夏天，政府最终批准了一个以分治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在这段时期里，我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就解决方式而言，有很多应当受到批评的方面，但是这项政策的目标是正确的，是沿着使英国、印度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国家进步的方向前进的。但是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和蒙巴顿总督还想加快这一步伐。从一种悲剧的意义上讲，当时爆发的内战导致一百万人丧命，这就体现了英国的统治对保证印度的统一与和平的重要程度。
然而，这些想法与战后的世界看起来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在战后的世界中，新的全球性机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欧洲那些老殖民地帝国的前途已经极为有限了。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实现一个完全而成功的转变，即从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世界转变到一个稳定的后殖民地世界。就像索马里显示出的危机那样，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他们自己无法建立秩序，国际组织也无良策——肯定不会有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统治那样有效的办法。
但是，当时影响英国的最为巨大的转变是苏联由原来的战友变成了死敌，这一转变对我的政治生命也产生了影响。需要重点强调指出的是，当时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对苏联内部的情况都不甚了解。事实上，如果有人注意对其进行调查和报导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知道许多事实真相的。但是，总体说来，出于各种原因，人们并没有这样做。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永远不会对共产主义怀有同情之心，但是我当时对它怀有敌意更多地是发自内心的本能，而不是源自理性的思考。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开始在更深层次上阅读和思考共产主义的体制，也就更精准地看到了它的缺点和邪恶之所在。有趣的是，当海克在１９７６年要为《通往农奴制之路》写一篇新前言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对俄国的共产主义经验的意义强调得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