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坐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公共学生教室里收听丘吉尔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远扬的）竞选广播，讲话的大意是说社会主义需要“某种盖世太保”来强制执行。当时我就想，“他说得太过分了”。尽管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和强制之间确实有无法否认的联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在牛津的竞选辩论会上，我听到过类似论调的政治辩论。我知道它会遇到类似这样尖锐的驳斥，比如：“那么当丘吉尔不在的时候，是谁在管理这个国家？是艾德礼先生。”我发现，这种论调现在遭到的正是这样的反驳。
回到格兰瑟姆后，我又在保守党候选人村级集会上充当了“热身”讲演人之一。那时候，参加公众集会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他们希望他们的钱没有白花。我经常要在一个晚上赶到五、六个集会上去发表演讲。现在再回头翻翻当时当地的报纸对我演讲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我现在仍然是赞同的。比如德国一定要实行非军事化，并且要接受审判。英国必须与美国合作，也要和苏联合作（有点不那么现实）。大不列颠帝国，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多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联合体，永远不能被分割解体（这或许也不是很现实——但是在大战胜利之后，像我这种对不列颠帝国的前途的看法并不鲜见）。我号召人们支持保守党的主要论据是，如果选择保守党，我们就能让温斯顿·丘吉尔继续负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如果丘吉尔能坚持任职到１９４５年７月波茨坦会议之后，战后的世界格局可能至少会有所不同。
与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许多成员一样，我也听了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斯特拉·盖特豪斯夫人做的关于公众讲演的讲座。她强调语言表达要简明清晰，尽可能地少用专业术语。其实在选举集会上，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在候选人到达之前你要说多长时间的话，那么有一点喋喋不休是非常有用的。但对我个人来讲，最有价值的经验还是当一个很有幽默感但同时又很尖刻的听众提问时，我不得不独立地回答。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者就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影响着我对福利问题的看法，他问道：“就因为我省下了一点自己的钱，我就得不到‘救助＇”。但是如果我把钱都花光，他们就会来救助我了。”对于新兴的福利国家，它们的政治家们不久就要面对这样的艰难选择，而这位老者的问题就是一个预先的警告。
投票日之后又过去了三个星期，来自海外选民和军队的选票也都已经收回了，我就去了斯莱福德的计票站。在我们等待格兰瑟姆的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陆续传来了其他地方的选举结果的一些消息。情况很糟糕，并且还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工党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保守党内阁的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落马。接着，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我很震惊，也很沮丧。我回到格兰瑟姆，坐在一个名叫“电影屋”的影院里看着屏幕等待着更多的结果显示出来。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我真的不能理解选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丘吉尔。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他是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便告诉他这个坏消息让我觉得多么的震惊。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震惊，相反，他说他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这使我更加难以理解了。我当时想，没有什么人能够像丘吉尔那样强有力地保障英国人的自由了，所以英国的选举人这么对待他真是让人觉得羞耻。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说过吗：“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回头想想，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１年期间工党的当选和执政，似乎是战时在英国起主导作用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合乎逻辑的体现。并且，这种集体主义还要在英国继续盛行三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塑造并扭曲英国社会，然后在１９７９年那个“不满的冬天”里垮台。
当时每个人都很清楚，必须重新对保守党的原则和政策进行根本性的评估。我们在牛津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１９４５年的米迦勒节期间，我和迈克尔·肯钦·史密斯以及斯坦利·莫斯合写了一份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政策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与其他任何保守党本科毕业生所写的论文相比，这份报告并没有包含更多深奥的观点。报告中包含的两个主题都是我们已经多次听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并更好地阐述它们。
这个建议可能确实有它值得肯定的地方。在我们今天所谓的保守党的“形象”这一问题上，我们可能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尽管我们的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连续性，但这些政策似乎都是专为有钱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们在那份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在公众看来，保守党的政策只是一系列解决具体问题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领域里还与富有阶级的一些毫无道理的偏见和私利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如果是保守党赢得了１９４５年的大选，我们同样也会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当然，我们会更少地使用直接公共开支，而是让私营部门和自愿捐助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当时，保守主义的理念比较简单，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变化和改革，并且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