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政治活动是培养天才的摇篮。在参加这些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就像安东尼·鲍威尔在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随着日月的流逝，这些朋友又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与我关系最为亲密的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博伊尔，他当时已经能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圈子里游刃有余了，而我只不过是旁观管窥而已，但我们俩对政治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爱德华是一位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儿子，家里十分富有，他也很有教养。当时，他自己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了，他的政治观点与我家乡那些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不谋而合。尽管后来我们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直到他最后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认识了威廉·利斯－摩格，他很年轻时就已经是《泰晤士报》的知名编辑了。我和威廉之间始终不如与爱德华那么密切，他那比较正式的外表会让人对他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而且他似乎注定会成为更高层次的人。
罗宾·戴是一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与爱德华一样，他当时也是牛津大学学生辩论社的领袖人物，我们后来当律师时还在同一个事务所工作过。人们有时会想，什么职业才适合牛津大学学生辩论社的这些天之骄子们呢？罗宾·戴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开辟了一个新的职业，那就是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后来我们经常在电视节目中相遇，也常常有唇枪舌剑的交流。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时他常常不厌其烦地使用他的全名：尊贵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自始至终，我们两人在任何事情上的意见很少有一致的时候，但辩论时他总是彬彬有礼，言辞有力。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当社会主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成为过眼烟云时，他也成为一个传统的人了。不过，也许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我们俩也都能相互理解对方。当托尼当选学生辩论社的主席时，我还应邀参加了庆祝会。他父亲斯坦斯盖特子爵也出席了这次庆祝会，托尼严格遵守新教的教规，庆祝会上一点酒都没有。
肯尼思·哈里斯是另一个主要的辩才。他曾和爱德华·博伊尔以及托尼·本一起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举行巡回辩论表演。后来他在政治新闻界声名显赫。后来我们曾多次会面，特别是在他为我撰写传记期间。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干事，我自然也参与了１９４５年的大选活动。在牛津，我一直忙于牛津市下院议员昆廷·霍格的竞选活动，直到竞选结束。此后，我又回到格兰瑟姆帮助空军少校沃思竞选，他想战胜现任的无党派人士丹尼斯·肯德尔。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应当预料到事情会怎样发展。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则决定了战争总是会加强国家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那些主张加强国家控制的人的地位。结婚之后，我丈夫丹尼斯向我解释了他的观点：在军队里，背景全然不同的人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混和在一起，社会道德和良心就会产生剧烈的阵痛，也就会产生一个要求，即要求国家介入并改善社会条件。但不管怎样，保守党在战争期间为数不多的几次大选中都表现极差，总体的趋势是我们的得票率在下降。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民意调查的结果：其实民意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就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敦刻尔克战役之后，左翼势力把奉行绥靖政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保守党，这一招非常有效。他们还用巧妙的手法，成功地疏远了丘吉尔和他所领导的党之间的关系。人们也没有忘记，甚至连鲍德温和张伯伦进行的有限的重整军备工作也遭到了工党的反对。
但是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战时情况的需要而实行的指令经济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从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在军队里大家都知道，左翼知识分子们通过军队的教导团施加了有力的影响。正如奈杰尔·比尔克就此发表的评论：“这是惟一一个在战功册上还记录着参加大选的功绩的军团。”在国内，诸如Ｊ·Ｂ·普利斯特利这样的电台播音员们在节目中也以轻松而理想化的言词大张旗鼓地渲染左翼主张的社会方向。当时，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的确正全神贯注于有关战争的更为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所以许多国内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联合政府中的社会主义者手中。丘吉尔本人希望国民政府至少要维持到打败日本以后，而且，考虑到苏联迅速增长的威胁，也许还要存在更长的时间。但是工党却另有他们的打算，可以理解，它们当然希望它们的集体主义的传统能够得以沿袭下去。
因此，１９４５年，我们保守党人便面临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后来更是发展成为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工党迫使我们在他们占有优势的问题上与我们展开争斗，并总是能够胜我们一筹。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丘吉尔一直在谈论战后的“重建”问题。而作为此项计划的一部分，《拉布·巴特勒教育法案》被列入了《法令全书》。此外，在竞选宣言中，我们还承诺执行１９４４年《就业白皮书》中列出的所谓“充分就业”的政策、一个大规模的住房开发计划、国家保险福利的大多数建议条款——这些条款是由自由党伟大的社会改革者贝弗里奇勋爵提出来的、以及一项全面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计划。另外，我们没有能够有效地利用赢得战争胜利带给我们的好评（就此而言，这么说保守党是合适的），更不用说去讨伐工党的不负责任和极端主义了，因为艾德礼及其同事从１９４０年起就已经在与政府内的保守党人并肩亲密合作了。不管怎样，全国人民都为赢得战争做出了努力。
